留挪散记（6）—与导师相处

挪威工业大学(NTH)、挪威船舶研究所(NSFI)及海洋技术中心(MTS)      挪威科技发达，海运、船舶、石油、水电、电子等都非常先进，人均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我要学的是与船舶、控制工程有关的技术，故而到挪威工业大学做访问研究是我的第一选择。NTH坐落于挪威第三大城市Trondheim，在欧洲属于一流工大。我所在的海洋工程系不在NTH主校区，而是在海洋技术中心；挪威船舶研究所也位于MTS，该所在船舶自动化、航运技术管理等方面国际领先；两个单位关系极为密切。MTS人材荟萃，设备先进，如国际闻名的拖模水池、轮机工程实验室等均位列其中，我的两年访问生活就是在此度过的。

     出国前通过文献查阅，我发现NSFI的Brembo博士在船用大型锅炉的现代控制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与我的兴趣及以往的工作相一致。因之主动与他联系，讯问能否在他帮助下进行我的访问研究，并表示我不在乎他比我小十余岁。这一要求恐怕是为难他了,他和NSFI所长Martens先生商讨的结果是，请NTH的Engja教授作为我的导师,故而Engja并非我的“首选”。 此事经中国驻挪使馆负责留学生工作的三秘秦孝堂先生与Engja见面交谈后确定，并由Martens签发给我的通知函。我到挪后首先见面的也是Brembo和Martens，过一天才拜见Engja。

导 师    Engja教授年龄比我还小一岁，他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美国获得的，讲一口地道的美语，很有一种绅士风度和优越感，在欧洲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Engja是轮机工程专业的主管教授，以自动控制为其所长。但他在美国Purdue大学钻研的是农业机裓，因而无论从轮机工程还是控制工程角度看，他都不能说是科班出身，因此我对他并不抱过大希望,换句话说,在内心深处,潜藏轻视之意。

     见面的那天,一进入Engja的办公室,最先映入眼帘就是在墙上显著位置悬挂的博士学位证书,特别是这个博士学位是美国名校Purdue颁发的,你敢不肃然起敬? 后来发现，凡NTH教授是在美国获Ph.D.学位的，无一例外都会在办公室内亮出他的Diploma,这样身价自然提高一截。

见面礼相当简单,Engja和我坐沙发两面，没交谈几句，他便拿出一本美国学者Karnopp和 Rosenberg 所著的《System Dynamics: A Unified Approach》给我，并嘱咐我尽快看完。我明白这本关于“健合图-Bond Graph”的书内容与他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看这书对我并不是甚么难事儿，因为在家时我已习惯了快速读外文参考书，但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确实化费了我大量的精力，这是后话。接着，我介绍自己：现在是大连海事大学的副教授，曾在名校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导师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等均为由美国回国的著名学者┉，他肯定感到了我的清高和自傲，因而不悦。然后我又要谈谈自己来前都作了些甚么工作，发表了哪些论文，Engja不耐烦地说不必了。下面他带我把MTS大楼内与他的专业有关的地方全部看了一遍，最后告诉我的办公室地点。秘书Karin小姐将门钥匙交给我，这次见面就算结束。后来我发现，这把钥匙可以说是“万能的”，除了导师的门之外,其它公共场所 (大楼、专业办公室、复印室、计算机房、轮机实验室)的门全能开，由此可见，大学对我们中国访问学者还是高度尊重和信任的。

矛  盾     最初的一些天，我和Engja很少接触，但和NSFI的Brembo却联系不断。他告诉我，该所的一位高工（约略记得叫Lausmussen）水平很高，愿意指导我在Diesel Engine Condition Monitoring方面开展研究，这更加造成我的心思不定。Engja是个精明人，对此哪能无所觉察？他也是个性极强的人,对此岂能听之任之?加上前述在我联系出国访问过程中并未首选他为Supervisor所造成的不快，他对我的不满与日俱增。一日他终于借机发作,径直高声对我说：“贾，你是否觉得我的讲座水平太低？告诉我，不必顾及甚么礼貌。”我已予感自己和Engja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早晚要“出事”，但未想到爆发得这样快，问题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

我明白与导师的关系搞不好，这次访问研究就要泡汤。故而立即采取几项措施：第一，摆正位置，不再三心二意，谦虚地向他请教问题；第二，作为礼品，送给他夫人一件真丝晚礼服面料；第三，请他们全家到中国餐馆吃饭。此举果然大见成效：他紧绷的面孔放松了；我的办公室由两人合用一间改成专用一间；所用计算机由小型的H1000改成大型的UNIVAC，速度更快，性能更优；我的研究课题最后确定下来，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1981新年后导师宴请     大约在1981新年过后10来天的样子，导师Engja教授邀请我到他家吃晚饭。这顿饭来之不易。自打我到NTH之后，与导师的关系一直不太和谐。好在最后由于我对他表示出毕恭毕敬的诚意，才使彼此的关系由紧张转为“正常化。”按常规，导师宴请访问学者，一般不会迟过来后的一个月，而对我却从头年的10月拖到了第二年之初。

一同受Engja邀请的还有在MTS访问的谢懋纲（702所）和黄祥鹿（上海交大）。我们三个中国人，穿戴整齐，拎着礼品，借着月光（在Trondheim,冬天下午3点天就黑了），踏着厚及尺余的积雪，去到Engja府上。近门后，主人给每人一双厚毛线袜子，作为拖鞋用，真是暖和又方便。再一看，主人穿的是锃亮的黑皮鞋，夫人则脚登“高跟立” 。和我们这几位穿“软靴”的访客一比，谁高谁低，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这是一幢木质的单层花园洋房，足有250㎡。大厅里最显眼的地方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壁炉，炉中正晃动着欢快的火苗，木材燃烧发出的缕缕清香，芯人心脾，更加让我们感受到室内的温馨。饭前少不了大家要交谈一会儿。Engja说整幢房子的造型特别是取暖系统是他自己设计的，所有的“电暖气包”均安放到天花板以上的空间，这样既科学又方便了房间的布置。我当时心想，亏他是一位热力学专家，电暖器放在上面使热对流不畅这个常识难道都忘了吗？

这晚的Dinner可说是西方家庭所能提供的典型饭菜：土豆烧牛肉；蔬菜沙拉（西红柿、紫甘蓝、洋葱），仅此而已，但数量大，管够吃。而且要吃得有节奏，一波一波地吃。开始我并未注意这点，细嚼慢咽，Engja便问我：“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吃饭很慢？”此时我才发觉主人早就把盘中的菜吃光了，正等着我，好再进行下一波的挟菜、进食。由此我得到一条经验：与外国朋友聚餐，注意吃快些,以免”拖后腿”。

临别时,Engja夫妇送我们到门口,夫人给了我一个吻,其他二人都未享受到这种“待遇”。这是一个信号：我已被看作他们的嫡系，“大家是自己人,有事好说。”

在此,我还要费些笔墨,把我接触到的Engja的家庭简单说一说。Engja夫人身材高挑，容貌算不上漂亮，但秀雅而有风度。她的英语不但熟练且具美式腔调，这源于她随丈夫在美国一呆就是7年的经历。那次我请他们全家到中国餐馆吃饭，Engja善用筷子，吃得津津有味；Engja夫人却不太“感冒”，我问她这菜味道如何，她说：“Not too bad”,您说，这是褒还是贬？Engja大儿子当年正读高中，大女儿初中，小女儿小学。这几个孩子对中国菜跟本没兴趣,我只得为他们每人叫了一份冰激凌,没想到,大受欢迎。

与Engja的交往    在以后的研究中，Engja确实尽力给了我许多帮助，包括代付大量的机时费（数量相当可观）；与我讨论一些数学模型建立的问题；资助我参加在Italy举办的IFAC Genova’82国际船舶自动化学术会议等。做为一位导师应提供的他都做到了；至于许多程序设计中细节问题的研讨对他就不能强求了，这些事本来就应是“学生”干的。我们还合作发表了几篇论文，彼此成了朋友。我回国后在1984年邀请他到海大讲学，在DMU Engja受到了应有的欢迎和尊重，讲演取得了异常的成功（细节打算另文叙述）。彼此保持学术联系多年。我愿藉此机会再次对Engja教授的帮助表示谢意，祝他和夫人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