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挪散记(2)-从徬徨犹豫到走出国门

徬徨犹豫   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导至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变化。时至今日,为了公务,或者完全为了个人的旅游、休闲,到国外转一圈,并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可倒退到27年前的1979年,就是另一种景象了。当时我被DMU选为出国留学人员,在我的心中却充满了激烈的矛盾。

首先这是一件相当荣耀的时情。当时的电子系党总支书记李守正力排众议,推荐我这个素有走”白专”道路之嫌的普通教师出国深造,真地使我受宠若惊,感到应好好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

其次,机会难得,全校才我一个。我的爱妻观月说,她的父亲、二叔、三叔都是中央大学毕业,当年想出国都”想疯了”,可一个也没实现。现在好运轮到我身上,真是太难得了,她愿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支持我”留洋”,使我大受感动和鼓舞。

可话又说回来,那时的我,已经老大不小了(47岁),身体又不太好,一遇甚么新情况就会血压升高、犯失眠症。到国外能适应得了吗?那外国的风土人情自己一无所知,怎样和人家相处,想起来就觉得心里挺惶恐的。

抱着这样的矛盾心情,于当年10月份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受高教部委托)接受一周的出国培训,并领款制装。看到那十来个来自全国各高校派赴挪威留学的同事欢天喜地的样子,我是满脸的愁云,一点儿高兴不起来。懐揣着领到的500元制装费,我的脑袋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究竟是出国还是不去,现在就到了做出决断的关键时刻了。结果是不求长进、过一辈子平稳生活的思想占了上风,于是痛苦地退回了制装费。北二外的财会人员对我说,这样做等于放弃留学机会,太可惜了。我不为所动,立即乘车返回大连。以为由此我的心灵便可以回到宁静无为的状态,享受平淡的人生了。

对我后半生最重要的决断      实际并非如我想像的那样简单。我自己在回程的火车上心里就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心想:“为出国而刻苦学成的外语,算是白费了……。”我又陷入了另一种难于平静的状态。对我的反常决定,妻子还算理解;但学校领导无疑大为光火。我所在的自动化系党总支书记张克仁告诉我,院长朱杰说我太有负于他的期望了:“这个贾欣乐,怎么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这时我才感觉自己的行为过于鲁莽,便问:“那咋办?已经这样了。” “咋办?看你自己,如果你同意出国学习,学校支持你重返北京,补办手续。”当晚张书记叫小车再次亲自把我送上去北京的火车。学校各级领导对我的热心关懐,我至今难忘。

再到二外,吃了闭门羹:“你的出国资格已经注销。”没办法,我只得找到高教部留学生司说明情况。说来凑巧,接待我的是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派来工作的秦孝堂先生,他非常帮忙,说:“没关系,我重新给你开一张调令。”至此,我悬着的的心才放下来。这是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重新领完制装费,便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的”出国人员服务中心”买东西。这个服务中心规模庞大,各种食品、生活用品、纺织品应有尽有,西装、大衣面料琳琅满目,这在当时一般的商场是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我选了一种竖暗格的黑色花呢(全毛)面料和一种灰白点相间的花呢(全毛)面料各做一套西装,选一份厚黑大衣呢做大衣;当场就有高级西装裁缝给量身定做。这套行头到了国外,当然无法与西方流行的服装相比,但无论其式样还是做工,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穿上去使我们在外国人面前也觉得有面子,”很滋润。”这得感谢国家为我们考虑的很周到。

踏上征程     1980年秋,我刚刚结束为77级大学生开设的《自动控制理论》课,高教部的电报通知就下来了:“速到北京二外报到,准备赴挪威工大访问学习。”与爱妻和两个女儿告别时,依依不捨,心里茫然,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未来的两年会有甚么在等待我。不论如何,我还是像一个男子汉那样,踏上了征途。高教部已将我的护照、签证、机票等一切手续办理妥当。离京那天早上,穿灰西装,扎红领带,脚登黑皮鞋,同房间的那帮正在办出国手续的同事见了,都说这身打扮不错,我的心情也变得更高兴了。我的大学同学、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的周子文兄送我到机场。

途经Moscow      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各种安检、行李托运、登机手续等,看着别人怎样做,如法泡制, 一切顺利。我乘的是CAAC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大约9点起飞。登机后刚好旁边坐着一位老外,他说自己是瑞士人。我随意跟他谈了起来。我请楚记得我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是“How long will it take us to get to Moscow?”他马上回应,这说明我的话他没费劲就听懂了,接下来又聊了时差、天气等无关痛痒的话题,藉此,我对自己的会话能力,更加充满信心。

     到莫斯科后,有专人把我(以及同机一干人等)接到大使馆,等候第二天换飞机继续我的行程。当时天气还早,使馆安排新到的一些人参观红场。我特地换上了一套劳动布工作服,觉得这样随便些。不料那位负责人脸色难看地问我:“你没有西装吗?赶紧换上!这儿是在国外,要艰苦朴素也得讲个场合。”我立即照办。大客车拉着我们,驶向红场。出使馆正门时,只见两旁的苏联士兵荷枪实弹,虎视眈眈,与其说是为使馆站岗放哨,勿宁说在向中国人示威。原来,那一段时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被告知,个人不允许迈出使馆大门半步。

红场、克里母林宫的的外观,大家在电影、画片上都见过。但身临其境,却未感受到它们的雄伟壮观,从面积上说,比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小多了。接着参观列宁山、莫斯科大学,这里倒是气势宏伟,给人以深刻印象。参观结束后我在使馆院内蹓弯儿,发现它的规模巨大,景色清幽,除多幢造型各异建筑物外,院内还有一个湖泊,甚至可在其中划船。一座单独的电影院,可容纳几百人,大厅内全部铺地毯,装修富丽堂皇,座位宽阔舒适,当天晚上使馆招待我们看电影,音像效果极佳。那些使馆工作人员真有福气,我想。

与使馆一般人员交谈时,他们说,许多赴欧洲学习的访问学者,都由莫斯科转机,去的地方“越往西走,情况就越好。”我一想,我的目的地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最西端,那我岂不是最幸运的了?!

还有一件事,说来滑稽。初到使馆时即到食堂吃午饭,见一些圆桌上摆放着啤酒,我想这大概是为我们留学人员准备的,一屁股就坐下了。谁知不一会儿就有人告诉我:“这里是使馆司机们的专用座位……。”一位刚从意大利访问归来的小伙笑着对我说:“你以为自己是甚么重要人物呀,赶紧排队到窗口领份儿饭去!”这顿饭吃的是简便快餐,“这才是对我们的恰当待遇。”我想。

经Stockholm至Oslo    第二天一早,使馆派专人送我到莫斯科国际机场。一路上下着雨,车流稀少,但时而看到有人在雨中长跑,俄罗斯人酷爱运动,我是服了。这次是换乘SAS航空公司的飞机,一切手续均由那位使馆人员代我办好,初到国外,有人帮助,心里是踏实的。该飞机中途要在斯德哥尔摩降落,上、下旅客。我哪儿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哪?眼见全部旅客都下光了,我仍抱着自己的背包未动,心想反正你们到时候还得上来,何必多此一举呢?于是舱内只有我一人独坐。直到空姐打扫卫生时才”发现”了我,她们很吃惊,在察看了我的机票、证件后,也就不了了之。至此我才知道下次遇见同类情况应怎样做。

飞机在奥斯陆机场降落后,出海关时我又遇到了麻烦。按排队的顺序,前面的旅客一一顺利通过,唯独到了我这儿卡住了:我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布置了许多项目。没办法,我只得闪到旁边的一个小台子上去仔细推敲,等填完表一看,就剩我一个人了,其他旅客早已不知去向。以后得知,在那个年代,凡是共产党国家赴欧人员,在过关时被岐视的经历都差不多,故许多国人此时都是等到最后才出关,这是后话。

出关后,得知在外面等候的驻挪使馆人员已经急的不得了,他们还以为我出了甚么问题呢。我一看,接我的正是老乡秦孝堂先生,他已被任命为使馆三秘,专门负责留学生事宜。有了老秦的关照,到了奥斯陆就像到了家一样, 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我问老秦:“关于‘Nationality’一拦,我填的是‘China’,好像不太对吧?”他说:“错了,应该是‘Chinese’。”真掉架,学了半天英语,到时候连自己的国籍怎样拼写都搞不懂。

无论如何,我的留学生涯真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