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挪散记（1）—口语准备

出国英语考试      1978年后，按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教育部开始在各高校选派访问学者出国深造，在海大（DMU）领导指定的应试者中就有我一个。外语是唯一的考试科目。我的科技英语是1957年在清华读研究生时学的，只会阅读科技书刊，至于听、说、写，一窍不通。但我有个习惯：没事爱拿起科技文献（英）朗读几段儿，算是一种自我陶醉罢。没想到，这对参加出国考试，还有一点作用，起码嘴皮子不是那么涩。考试之前校方并未组织系统的辅导或授课，全靠个人胡乱准备。当时我们尚不知托福考试为何物，从未听说过听力、句型结构、词汇与阅读理解等测试项目，更不会做多项选择题目。

      我们的时间几乎全用在英译中上面了;口语的准备极少,记得只参加了管葵老师组织的两次Free talk，就仓促上阵。全大连只设一个考场，地点是大工化工学院后面的一座小学。先笔试，后口试。笔试题类似于托福，英译中只占1/4的份量，我主要靠此拿分。其他各类选择题的应对方法是半猜半懵;至于中译英部分只能放弃。结果笔试仅得了49分（满分为100）。口试先朗读一篇科技短文（一只飞鸟落在高压线上被烧焦的故事），这是我的拿手戏；在回答考官针对故事情节所提的问题时，我的回答一般；在最后的自由交谈中，因问题较简单，我的表现甚佳。口试总得分为5ˉ，超出我的予期。我以这样的成绩被录取为海大首批唯一的留学预备人员。

口语培训     同年秋，海大首次抽调约20名中青年精英进行出国口语培训。包括后来成为校长的司玉琢、吴兆林，还有袁丽生、孙占山、方竹、唐克璋、贾传荧、袁安存,王立安、史际昌、傅光勇、刘人杰、王燕翼等都是当时的学员，我也跟班学习。老师是吴德茂，他是北外高材生，来校任教已近20年，经验丰富，又有国外工作阅历。他摆脱了应试托福的模式，而专攻口语，教材是当时流行的The Turners。辅导老师有董小英、頋红。吴老师确实把课讲活了：听、说、听写、做文等交差进行，各种句型渐进展开。我以为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这是最好的英文口语启蒙课。课程持续约半年,结业时,我已基本上能说一些最普通的口语了,特别是掌握了许多常用的句型, 获益良多。但听力问题较大,词汇量也甚感匮乏,故而十常闹出笑话,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为提高我们的口语应答能力,校方特地请来一位美籍华裔Rice小姐,和大家自由交谈。Rice 高高的个儿,披肩长发,着装时尚:体恤衫、牛仔裤;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当她得知我即将赴挪威访问时,便和我多说了几句。后来她问:“Will your wife miss you when you go abroad?”我听了之后,不禁大惑不解, 问题出在对‘miss’ 这个词的理解上,我只知该词有“失去” 、“错过” 等意思,莫非她问的是:“当你出国时,你爱人是否会把你给甩了?”或者是:“当你出国时,你妻子是否回失去你?”Rice问出这样的话,也太不礼貌了罢,我想。谈话不欢而散。后来我得知,‘miss ’还有一个解释是“想念”,这样看,Rice 的原话我是根本没听懂,反而错怪人家了。

天津外院学习      1979年春，高教部将北方各校的留学予备生集中于天津外语学院进一步给以口语培训。当时条件极为艰苦：20余人睡一间大教室，夜里上厕所得从三楼跑到地下室；吃饭须排长队，一顿饭最少排20分钟。教学水平无法令人满意，更为遗憾的是，担任我们班主讲的是位中年女教师，她是从俄语转过来的，没听她说上几句像样的英语，故而她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每次上课只是让学员们自己“Say some thing”，就算了事。经过这半年的正规学习，英语水平的长进不是很大。但我也在其它方面得到一些补偿。例如：结交一些英语系大学生朋友，这些年青人口语基础极佳，没事与他们闲聊，不知不觉间就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断地看一些外语电影，听外教讲课等，对听力的提高不无裨益。结业时我得到优秀成绩，无论如何，还是不虚此行。

牛刀小试     1980年10月，我启程赴挪威进行访问研究。在出国的航班上我试着同邻座的老外谈了一会儿，发现完全可以互相交流，心情很高兴。到了挪威工大（NTH）的海洋技术中心（MTS），与导师Engja教授的见面交谈很顺利，旁边一位副教授还夸奖我的英语讲得流畅，这更加提高了我的自信心。但自己心里明白，我在听和说两方面还需大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