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感恩之心（II）

此部分内容是笔者想到用“常怀感恩之心”的标题写点什么的灵感之所在。

这次DMU百年华诞（2009年6月6日），许多老师、同学、同事、朋友，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连，参加庆祝会。其中不少几位，曾给笔者以教育和帮助。真是见面思情情更浓，相遇感恩恩逾深。会面过程中抓紧与他们拍了一两张合影。我想就相片上的每位，说说他们曾给我的帮助。

＃三人相片中左起第一人为钱耀鹏，我在DMU的同年级同学，好朋友，好同事。刚从DMU毕业时，我和他共居一间教工宿舍，彼此感情甚笃；他教我的一些上海话，现在有时还能派上点儿用场呢。

钱曾任DMU教务处处长，图书馆馆长，法学院院长，教授。有些年，每当我与妻吵架或出现矛盾时，都会到他家寻求解决办法。在他和其夫人的规劝、开导之下，最终总能收到化干戈为玉帛，化撅嘴怒为咧嘴笑之功效。我们的婚姻由风波逐趋平稳，耀鹏兄嫂功不可没。

在我任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系主任时，在职称评定方面，钱作为教务处长，从名额分配等方面对我的工作都给予尽可能的帮助与支持，减轻了我的压力。退休后，钱兄仍惠我良多。

＃三人相片中左起第二人张克仁，曾任DMU轮机系党总支书记，之后曾任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党委书记。现仍活跃在海运教育事业当中。老张与我共事多年，他待人诚恳，谆谆善诱，从不摆“书记”的架子。特别是在1979～1980年代，我在是否要出国到挪威作访问学者问题上，举棋不定。是老张，给了我耐心的启发与帮助，终于打消我的顾虑，使我踏上征程。每次我到北京办手续，老张均派轿车，并亲自到火车站送行，给我以巨大鼓舞，今日回想起来，倍感温暖。

＃五人相片中左起第一位为浦宝康，DMU教授，轮机系控制教研组最老的先生，曾任中国驻IMO专员。浦老师的英语水平很高，对我的帮助较大，现他仍是DMU退休人员英语角负责人。1972年他带我们到上海出差，回程经天津返连。那时我的修养差，动则发“小孩子”脾气，浦老师一路关照，还请我到“起士林”吃饭。那道奶油汤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浦老师老当益壮，长者之风令人钦佩敬仰，每见之，总要多谈几句，从中获益匪浅。

＃五人相片中左起第二位为朱国伟，我们在DMU读书时的“船舶内燃机”课主讲教师，曾任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校长,教授，博导。朱老师的学术水平甚高，政治修养同样了得，是红专结合典型。又是反对学术造假、反对伪科学的斗士。

＃五人相片中中间的一位卓东明，曾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机处处长，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总工程师。卓总在笔者女儿调动工作过程中，曾给予有效帮助。笔者在与卓总的接触过程中，还有如下一段故事。

1973年冬，广远公司进口一艘符合“机舱无人操作”规范的全自动化船舶“广和号”。轮机长是DMU毕业生、名牌老轨陈冠峰。为协助消化该船的“高”技术，广远邀请了几位专家，到该船上调研。记得有：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杨柏生，陈必寿；大连海运学院朱绍庐，贾欣乐，…，共5人。历时半月有余。该事结束后，朱、贾应卓总要求，继续留在广远，将船上关于主机自动遥控及电站自动化的德文说明书译成中文，又用去约20天。

工作全部完成后，卓总请我们两位到他家吃饭。我这个东北人还是头一回到广州人家做客，难免出些洋相。说是吃饭，只见丰盛的菜肴，饭桌上却没有饭碗，为难之际，小声请教朱老师：咋办？他同样小声告诉我：先喝汤，喝完了，饭碗不就有了？后来接触西方生活方式，吃西餐时，也是先喝汤。不知是广东人学西方人，还是西方人学广东人？或是两者不谋而合？

还有一件“皮大衣”的故事。文革后我将爸爸的一件皮袍到上海小服装店吊了个蓝咔叽布活面，做成了半身短大衣，做工好，外观挺时尚的。我穿着这件大衣到了广州，天气热的不行，全部衣服差不多脱光了—只剩下一件衬衣。我将这件皮大衣放在招待所床铺枕头下面，就急忙登船了—反正床铺也没退，当时我想。谁知半月后下船回所，那件大衣已不翼而飞。自己着急不说，还惊动了广远保卫处，来人调查，问我登船前大衣怎么没放储藏室？我说都到了广远了，这儿就是家，还能有问题？…。那位严肃地纠正：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嘛。卓总得知此事，细心安慰，还让后勤部门给我配置了一件船员值班用棉大衣，回连途中得以免受寒冷之苦。36年之后再见面，卓总又笑着谈起了那桩彼此都难忘的往事，…。

＃五人相片中左起第四人徐以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负责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船机处工作。在笔者及课题组进行船舶自适应自动舵的研究当中，徐总曾给予巨大帮助。1987年他参加了课题鍳定会；并在我们的自动舵样机在上远的生产船上进行实船试验的实现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于此再次向他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