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控制系统设计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

         —IFAC  Zurich’1991

1991年夏末秋初，笔者参加了IFAC在瑞士苏黎士（Zurich）举行的“控制系统设计方法学术讨论会（ IFAC　Symposium on Design methods of control systems）”，会议由“瑞士高等工业学院（ETH）”承办。这LTH和DTH（荷兰Delft工业大学）、NTH(挪威工业大学)、LTH(瑞典隆德工业大学)等欧洲名校具有类似的性质和相同的学术层次。

IFAC  Zurich’1991是在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范围内，在欧洲核心城市举行的重要会议，笔者得以有机会参会，首先应该该感谢的自然是DMU 外事处、DMU校领导、交通部外事司。Zurich我并不很陌生，1984年到瑞典WMU工作赴任途中，曾在此转机，小住过一夜。这回来此，是通过Telex(电传)预定的宾馆。一下飞机，出了海关，登上一辆Taxi，叫一声：Karman street, EOS Hotel。那司机也不言语，开车就走。走了一段时间，好象还没有到的意思，我就问：“ You know where it is, don’t you?”司机并不答话，继续往前开，可刚转过一道弯，写有不大不小的几字“EOS”的招牌就映入眼帘，原来已经到了，看来司机并没听错我说的地址。我很高兴，付钱时大方地说:“Keep the change”。若是找错了地方，还得多跑里程,多花冤枉钱不是？

这EOS酒店，说是三星级，看上去却不怎么豪华，甚至于有些陈旧。但有几样服务还是不是相当到位的：treasury(贵重物品—包括现金保管)；免费提供早餐，经典的欧洲款式；被单天天更换；提供（代卖）市内交通的各种客票，…。

该酒店距开会的ETH大学还有较远距离，一般需乘轨道交通。苏藜士的轨道交通车有好几节车厢，跟火车差不多,上车“台阶”特别低，人性化设计。车票要事先购买，车站都有自动售票机。

 在国外宾馆餐厅里用早餐，这种重场合必需对个人的着装、举止高度注意，不能粗心大意。因为此时各路宾客云集，一般全是穿戴整齐，正襟危坐，用餐不发出任何声响，这才是教养、身份的标志。但熟人之间低声谈话属于正常交往，丝毫不受限制。

笔者在早餐中遇到一位日本参会学者，人看上去还显不出有何特别，但言语却相当的傲慢，谈话间他对我说：“听你的英语，还不象一般中国人那样有一种难听的音调…。”这个说法真是匪夷所思, 使我大为反感,心想，中国人和日本人比，到底哪国人说英语难听？日本人受“50音图”的限制,许多英文单词都无法正确发音,他们的“口音重” 是公认的，说出来的英语来还能好听？但也不尽然，1983年笔者到日本开会，接触旅行社的日本年轻姑娘，英语棒极了。

后来得知，他就是日本名教授Hidonori Kimura，他是日本理化研究所（RIKEN）的高级研究员，在Biological Control Systems方面有深厚造诣，故而难怪他“牛”。他研究的领域是用控制论解决生物控制问题,包括：

   本次会议Kimura提交的论文题目： "Parameterization of H-infinity controllers for non-standard plants"。

笔者在早餐中还认识一位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UMIST,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 Kropholler教授，他有时愿意和一同我走路去ETH开会，并开玩笑地说我：“你能用单片微机控制一艘船的运动，了不起。”他可能不太清楚,仿真结果与造出产品还有一大段距离呢。 Prof.Kropholler 还答应由DMU输送一位学子到UMIST读Ph.D.,可惜最终未能实现。

会议中笔者接触的唯一的中国学者是北航的高为炳教授,当时并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只是听他关于非线性控制系统的presentation,觉着有点水平。他邀笔者与他一起在会议结束后临时到附近的德国、奥地利等国旅行，说否则退休就没机会了。笔者只能婉拒，因没有这样的计划。他真的去了。回国后，他给我寄来一本《北航七研十年》，看了以后，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高先生是大名鼎鼎的非线性控制专家。随后，我的研究生好几个人都将他的著作作为主要参考文献。令人遗憾的是，高先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后，竟不久于人世。

Presentation       笔者宣读论文的分组会议主席是有名的法国学者Landau,,但他人却十分平和,没架子。我的论文题目：Design of an  Adaptive Autopilot for smaller-sized ships based on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当时，8098单片微机还刚刚问世，用于编程的汇编软件还没上市。我的硕士研究生赵子祥，硬是利用机器指令，从基本的加、减、乘、除、平方、开方、三角函数等子程序做起，最后到自适应控制、Kalman滤波、辩识算法依激历信号强度不同而自动切换…等，系统的所有程序设计全部一人手工完成，并一次检察通过,这得考他本人在电脑方面的良好功底—他是DMU硬件教研室的老师。本文即基于赵子祥的硕士论文，由我们两人合写的。论文宣读及回答问题过程均很顺利，当时好象气氛还挺热烈的。。

Plenary Presentation  主讲人：Kuakernaak教授，荷兰Twente 大学，Departmw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主讲内容：  H∞控制理论；题目： H_∞-Optimization；效果：特别好；启发:很大。

藉此机会顺便说说笔者学习H∞控制理论的过程。张显库硕士论文要搞

H∞控制，作为导师,我是逼上梁山。先向哈工大王广雄教授登门求教；读哈工大姚一新的博士论文；购买哈工大姚一新、翁正新开发的H∞控制软件包；在此基础上，靠张显库个人努力，他的论文顺利完成。读Francis的书—A Course in H∞ Control Theory,这是一本天书，数学家讲控制问题，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Kuakernaak在IFAC Zurich’1991上的Tutorial Report对笔者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英国Leicester大学Dr.顾大伟的来访，对提高我们研究组的H∞控制水平，起到促进作用。两本好书：McFarlane，Glover的Robust Control Design using Normalized Comprime Factor Plant Descriptions与Skogestad, Postlethwaite的 Multivariable Feedback Control以及 Doyle的一系列论文，让我们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张显库的博士论文“H∞鲁棒控制理论及其在船舶自动舵中的应用” 是一件有创造性的工作，我感觉，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种基于闭环增益成形原理的鲁棒控制算法，从而在频域将古典控制与现代H∞控制联系了起来。他写的论文“H∞鲁棒控制理论发展的十年回顾”对初学者和业内人士是有助益的。

逛班霍夫大街(Bahnhof-strasse)，游览苏黎士市容    苏黎士的班霍夫大街，是一条南北向的大道，从火车总站一直到苏黎士湖畔，总长不过一公里多一点，但是，这条街道商品的档次之高，是举世闻名的，是追求世界顶级名牌的富商们的购物圣地。古董珍宝、名贵皮草、手表、珠宝首饰、令人迷醉的法国香水，设计及剪裁一流的时装名牌，把橱窗装饰得倍具韵味。

笔者到了这个花花世界，除了慨叹金钱的魔力之外，脑子可说是一片空白，并没有什么压马路、逛商店的兴致。但还得耐着性儿为女儿买手提包、香水，为女婿买夹克衫。当然，只能找偏僻一点的街区，选价位最便宜的。这些动西，拿回来的当时，还觉得可以，可没几年，就全“下架了”，丢在一边不用了。现在，在大连随便一家大型百货店都能买到各种品牌的商品，没必要特地出国购物了,这是后话。接下来买一张一天期的公交车票，把苏黎士南北东西跑了个遍。其实与北京、上海相比，苏黎士城市规模并不太大。

    清华力学班两年的日常生活

                                  —清华园杂忆(8)

     笔者这份《清华园杂忆》文章系列，是2006年开始动笔的，至今已延续了两年,现在就写一点笔者在工程力学研究班两年间的日常生活,回忆想得起来的一些琐事,拉拉杂杂的,不成体统。也不能说本文就是此类文章的结尾篇，什么时候心有感动，再接下去写，也未可知呢—反正时间有的是。

文化生活     清华具有丰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藴，巨大的感染力量。与其说人们在此学习专业知识，还不如说来接受思想、文化的洗礼。那些高深抽象的定理、大串的公式可能遗忘，但清华给打下的精神烙印，此生是难以磨灭的。

·音乐欣赏      清华有个音乐室，恐怕尽人皆知，该室成立于1946年，目的是开展较为系统的普通音乐教育，并曾经是中国普通高校中唯一的艺术教育机构。记得当时的负责人是赵教授。笔者不才，一段时间被班里“任命”为文娱委员，经常要到音乐室借留声机、唱片，为同学们播放一些西洋乐曲，如蓝色多瑙河,天鹅湖,茶花女,卡曼序曲,赛尔维亚理发师,…,等等。

      后来大家晚上到位于二校门里边的二教室楼上参加唱片欣赏会，有专人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曲目,音响效果非常好。我们毕业前的一段时间，好像转到了照澜院社区的食堂就餐。有机会在餐厅旁边的阅览室看各种期刊杂志，到家属们在“教授别墅”内举办的“音乐茶座”听音乐，那儿还有饮料、小吃（咖啡、馄饨等）供应。好事者边吃边欣赏音乐，其乐融融，但交易、进食难免造成干扰和杂音，引起真正的音乐爱好者的一片嘘声，但也没办法，罗卜白菜各有所爱嘛,何况主办者还想以此搞点“创收”呢。

·观看演出     在学习期间，有幸欣赏了北京顶尖级文艺团体诸多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话剧:《北京人》，《骆驼祥子》，《潘金莲》；西方歌剧：《茶花女》；音乐表演：《苏联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小提琴音乐会》，…。这些演出的某些场景在脑海中经常“放映”，挥之难去。

阅读、浏览、购买外文图书       这成为了笔者的一大嗜好，不管有事没事儿，有钱没钱，抽空去看看近来都有些什么相关的新书影印出版。那时候，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中国许多城市的新华书店外文部都另设影印书专卖处，一般是置于楼上，读者得有特别的识别卡才准进入。“知识产权保护”好象是很久以后才提出的问题。笔者经常光顾的有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后来又加上五道口新华书店(大连天津街外文书店店楼上“影印部”也属于这种情况)。笔者书架上外文图书、复制的外文杂志文章,占大部分,尤其是清华两年内购买的大量书籍中,竟然没有一本中文书。

体育锻炼      受马约翰先生的影响(见笔者博客《感受恩师风采—清华园杂忆(4)》),我一直坚持身体锻炼。当时每天下午进行慢跑，偶而到体育馆打羽毛球。此习惯持续到今天，只不过运动项目变成了散步和老年Disco舞。

饮食    不论是开始时在二里沟北京植物园内上课，还是后来搬入清华校内，  清华力学班的伙食都办得特别好。笔者工资虽不多，家境尤其不佳，但对吃饭，从不马虎，为何？一个是喜欢吃，另一个是知道，只有营养足，才能精神好,才能学习好。因此有时也到饭店小乐味一下。

服装与仪表    笔者在当时,上海时尚蓝粗布制服、旧西装、米黄色美军夹克衫、黑泥大衣，…不离身。头形不咋的,可对“发型”倒挺注意的，理发特地要从海淀乘两趟公交车跑到王府井的“上海迁京四联理发馆”,头天取号，第二天准时到才能轮到理发；有时简化一点,就到“西单理发馆”（回大连后便去“红星理发馆”）,那么远的路,您说得费多大的功夫,再说价钱也不便宜,理一次发1元哪。想拍照就去上海迁京“中国照相馆”，…。不知者还以为笔者是个海派“小开”呢，其实,俺可是东北人哪,俺是农村出身哪，…。

课余饭后     住二里沟时,进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如入自家院落；苏联展览馆近在眼前，没事参观展出、看电影，都十分方便。搬入清华校区后住诚斋，每日的生活变成了4点轮回式：在宿舍、教室、图书馆、体育场之间转圈，虽然单调，但有规律，有节奏。课余饭后抓紧时间学习，更是一个选项；偶而也出去散步遛弯儿、逛颐和园。

兄弟三人齐聚北京       巧了，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 我贾欣乐,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学员，胞弟贾欣志,北京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学生,堂弟贾欣昊,北京航空学院管理系学生，我们三人一时都在京城学习，且集中在最好的三所名校，这对我们个人是难忘的经历，对我们的长辈，是一种迟到的慰藉，对我们生长的村庄，也算是一点光彩吧。

总之，那时过的是一种经济拮据、思想单纯、自视清高的“贫困的小资”生活，笔者从清华园的老师们、同学们身上看到的，是爱国、勤奋、刻苦、自立的精神，这种品质自己耳濡目染，多少也学到了一些，带着这些精神财富与业务本领回校（DMU）工作了半个世纪，还算没辜负清华的培养。改革30年，

笔者在退休后逐步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生活富裕了，可思想、思维、思绪，怎样能跟上社会的发展呢？这问题摆在我们每个老人的面前。

参加第12届世界控制大会

— IFAC Sydney’1993

IFAC Sydney’1993—第12届世界控制大会（IFAC 12^th World Congress）是笔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最后一次（前面还参加过5次：IFAC Genova’1982；ISME Tokyo’1983；IFAC Lund’1986；IFAC Copenhagen’1989；IFAC Zurich’1991）,当时妻刚做完手术，她支持我远行开会，让我深受感动并始终铭记。

一般情况   Australia的6月正是冬天，而我们中国正进入夏季，临行之前西装里面把毛衣穿的严严实实，谁知到Sydney一下飞机，觉得根本不冷，人家澳大利亚小伙儿还有着短袖T-恤和短裤的呢。

因为有些经验，笔者过海关速度极快，出了机场，立即乘公交车进入Sydney市区。我请司机到大会给予订的Westend旅馆附近时招呼一声，他克尽职守，完全照办。下车后走了不到百米，就到了，极为顺利。

原来我们在hotel预定时就要求低价位的住处，因此这个Westend旅馆可以说相当陈旧，走廊的地毯已破旧不堪。当然住的还是属于single room标准,室内设备都齐全，这就不错了，哪能与今天的白领青年朋友相比？人家出差、旅行，动则住五星级饭店，时代不同了嘛。开会地点：Darling harbor,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距住处不远，走过去，经唐人街，很快就到了，不必乘公交车。初到出去转了一圈，就感到周围一带就是Sydney的风景区了，近处有会议、展览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碧绿的池水映出它们美丽的倒影；Sydney大剧院，Sydney大桥，都遥遥在望。空气清新，气温不冷也不热，一件毛线衫已足够了，Sydney确实是个好地方。

开幕式    IFAC 世界大会，与会者达数千人，可谓隆重。论文的预印本（Preprints）就有10册之多。开幕式（opening Ceremony）选在悉尼大剧院（Sydney Concert Hall），也是众望所归。会上有police brass band演奏铜管乐器联奏；有“土人”的舞蹈；有极长的木管乐器（不知其名）独奏，发出特别低沉的声响，如怨如诉，…。

Anderson(IFAC主席), Goodwin（澳大利亚Newcastle大学教授）,Evans（澳大利亚Melbourne大学教授）,…等大师们的讲演, 风趣幽默，引起阵阵笑声，现场气氛热烈，台上台下共鸣。笔者以为这点是大会讲演者必备的素质。其实呢，开幕式就是一种不得不走的形式，长篇大论的讲演，谁愿意听啊，所以就需要以轻松活泼代替刻板老调，以此推进会议的流程。上述大师们可说是深諳此道的老手。笔者不才，不敢与人家相比，但在生活中也多少有些体会，有些感同身受，知道发言时老调空弹，不抓紧时间，不注重趣味性，肯定不会受欢迎。

论文情况    笔者写的“Ship Motion Control Using Multiple Algorithms” 学术论文，总结了我研究室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几次海上试验的经验。轮到笔者作presentation 时，几位国外的朋友都赶来捧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句话在我身上算是应验了。愚所作的presentation还算受到好评。不过也有人提出算法的收敛性、过程的稳定性等问题。内行都明白，这类问题提出来容易，要严密解答，却非常之困难，并要求你做极深入的理论工作，有时甚至是力所不及的。这主要要符合数学家的口味；说白了，就是要玩儿各种高深的数学工具，搞得大家晕头转向的，你再想反驳，都不知从何处入手。但那只能是遥远未来的可能性；在会场上，也只能凭实践经验或自己的感觉加以说明，也就是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为自己辩护一番，总比无言以对强吧。

      我这里还有一个不算笑话的笑话：DMU有位教授，说他的博士生论文没有创新，发回重做。该学子就自己开始“创新”了：弄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式，造一些数据和曲线，看上去还真像回事儿，论文随即通过。现在学术界就兴这个。君不见，现今高水平的学术期刊杂志，里头充斥着难懂的数学符号与数学公式，理论越深奥，就越能镇住读者。至于说把现象的深刻物理内涵说清楚、数学演绎又得当的文章，少之又少。

会议所遇人士

·Astrom    笔者在进入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大厅时与Astrom相遇，他还记得我，随即说了一句：“you come regularly”，这就算打招呼了。对这样的大学者，别期望能深谈，他哪有时间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阿乡”闲聊哇；别说在国外，就是国内也不行。笔者公寓内住有4～5位中科院院士，大都不苟言谈，起初以为他们“牛”，时间久了，觉得大家的情况、地位、专业均不同，没有共同语言是正常的，见面点一下头，彼此都舒服，何必趋炎附势地没话找话说呢。

·Dr.Kellstrom    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此再相见，彼此都有一种亲切感。他听完了我的presentation,下来问我，最近他写的有关船舶转向运动控制的文章看过没有，我说已经在我们的程序中加以参考运用，他对此有点高兴。

·Van Amerongen  是应笔者邀请，拟于1994年来DMU访问的荷兰Twente大学教授，相见时具体讨论了他来访的一些细节。

·中国学者    遇到了：杨家墀（哈佛博士，中科院院士），陈翰馥（中科院系统研究所，院士）。以下是在大会宴会中坐在一桌的一些中国同胞：饶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郑晓玫，胡保生（西安交大教授），王行愚（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副校长）苏士权（东工教授），徐孝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自动化学科主任，教授），凃奉生（教授），熊範纶（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柴天佑（东工教授，中科院院士，）；那位藉中国之名担任IFAC副主席却长期居留国外的中国人吕勇哉未在同桌就座。

还遇到了初次出国的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的一批年轻博士、教师:刘晓平、井元伟，…等人。

大会结尾的Plenary  Session      大会安排辩识理论的权威 Ljung（即Astrom的早期博士生）做报告，他最后的结论是，无论多好的辩识算法，最最重要的是数据！配合这一论点，在投影屏幕上，出现了澳大利亚国旗，先是蓝底与左上角红色的米字，最后才打上几颗按规律分布的白色星星。笔者的理解，蓝底和红米字代表辩识理论和方法，星星代表数据，两者缺一不可。这一表现手法，颇具创造性，在当时视频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做到此点，Ljung 确实动了不少脑筋。

郭雷获IFAC青年学者论文大奖       郭雷，现为中科院院士，关于他的事迹，网页上随处可见。他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1987年6月应邀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两年。此届IFAC世界大会上，郭雷因解决了“自校正调节器的稳定性与收敛性”这一国际自动控制领域20年悬而未决的著名难题，荣获三年颁发一次的唯一一名的“青年作者奖”，使我门这些成年的中国参会者脸上有光。

A benchmark control problem    由会议提出了一个“标准的”问题—给出一个未知的动力学系统（以输入～输出数据标明），号召学者们用不同的控制理论与方法（基于适应式控制和鲁棒控制），加以解决。这被称为Sydney的Benchmark问题。其间，计有10篇文章“应试”处理该问题，包括：

·Graebe, Robust and Adaptive Control of an Unknown Plant: a Benchmark of New Format. Graebe实际上就是提出问题的人。

·Chisci,et al, Indirect and Implicit Adaptive Predictive Control of the Benchmark Plant.

·Cook, Application of 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 to a Benchmark Problem.

·De Larminat,et al, Application ACSYDE(Automatic System Design)to the IFAC 93 Benchmark.

·Foss,et al, Benchmark IFAC 93: Adaptive Predictive PI Control of an Unknown Plant.

·Hecker, et al, Robust Adaptive Control of Time Varying Process Using Parallel Recursive Estimators.

·Saad,et al, Partial State Reference Model(Adaptive)Control of a Benchmark Example.

·Whidborne,et al, Robust Control of the Benchmark Problem Using

H∞ Methods and Numerical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Woong,et al ,Adaptive Predictive Control of the Benchmark Plant.

·Kimura,at al, Robust Control of the Sydney Benchmark Problem with Intermittent Adaptation.

     在成千篇的会议论文当中，笔者对用这种形式提出问题并讨论问题风

格情有独衷，觉得上述几篇论文算得上是本次大会的画龙点睛之笔。这些文章发表在《Automatica》,1994(4)期上。

参加神经网络控制一般论文的Presentation     笔者当时对ANN还是个门外汉，藉参会之机，多听一些论文报告，接受点儿启蒙教育，的确获益匪浅。

执教WMU文章系列(7)

                           — 意犹未尽篇

关于笔者1984年在位于瑞典Malmo市的世界海事大学（WMU, World Maritime University）任访问教授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想、所做，都写得差不多了。近来又想到一点点情况，凑成一篇，权且称之为“意犹未尽篇”吧，以下便是。

Prof.Mathieu—我曾经的麻烦制造者      来自美国的Mathieu原是位海船轮机长，在WMU任Marine Education and Training(Marine Engineering)专业主管教授。论知学识，他属于初级的机器运转与工程管理层次，谈不上什么大学问；但其人象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可说是见多识广，精明强悍；在处世方面，好象天生对我这个中国人“不感冒”，几乎是不断地挑刺儿，依我门大连人的口头语，他绝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究竟给我制造些什么麻烦，本文无需重复，有兴趣的网友可看一下笔者写的“执教WMU文章系列(2)—教学”。本文要说的是笔者在Prof.Mathieu家做客的事儿，时隔多年，“对话”难说一定很准确，但可以说，这里写的情节,基本上不离大格。

·受邀与赴宴      似乎是出于礼节吧，一天下午，Prof.Mathieu请笔者当天到他家吃晚饭，约定晚7:00,并告诉了他家的地址、门牌号码。时间已很紧迫，笔者来不及作任何准备，5：00下班后，到超市买了一盒巧克力作礼品—总不能空手到人家家中做客吧。接着就往他家奔。北欧深秋天黑得特早，那时Malmo街上还赶不上现在大连夜晚这般灯火辉煌。在昏暗的街灯下，跳上一辆公交车，请司机到我要去的地址时打个招呼—西方公交车司机这方面做的相当好。下车后没费劲就找到了Mathew住的公寓楼，乘电梯上去，却发现无人在家。这令我相当的诧异：他不会要拿我开心吧？依我的理智，觉得不会如此，那咋办？等！于是我就在站在楼梯口消磨时间。大约10分钟后，Mathieu夫妇回来了，他们见我在此等候，似乎有些惊讶，可能没想到我会顺利登门。好像刚才他们是开车接我去了—可事先Mathieu并未告诉我有这样的安排，此点令人费解。这也许是某些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欧洲人与你办事会说的十分明确的，哪能引起误解？

·牛肉烧焦了   Mathieu太太进屋一闻，立即说，牛肉烧焦了，可人家不愧是大 户的夫人，非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但未现任何慌张之态，反而异常镇定地说，烧焦了那就丢掉好了，大家入座吃饭吧。西方人的dinner本来就极简单，一荤一素是通常情况，荤的主菜没了，只剩下一道沙拉，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如果从我们中国人的观点看的话，可人家并不是这样认为的。Mathieu太太的厨艺确实了得。她做的一种主食，形状与材料都类似于我们的苞米面大饼子，不过看上去却是小巧玲珑，吃起来也松软可口，味道极佳，抹上一点奶油，好吃极了。不过这“饼子”是装在柳条小筐内，上用漂亮的布巾盖着，而且数量不多，所以取的次数也不能太频，是不是？何况咱们中国人还有在朋友家不宜暴露“吃相过猛”的约定俗成的准则呢？

       Mathieu太太做的餐后甜点的确非常的棒，无论蛋糕，还是冰激凌，咖啡，都味道极佳，这样也就弥补了正餐的缺陷了—我觉得。

·饭后谈天       Dinner过后，Mathieu太太半躺在躺椅上，当然还是身着夜礼服，脚登高跟立。我和Mathew先生两个男人开始时站着说话，随后就围坐在躺椅的周围聊天。这Mathieu太太已是半老徐娘，丰满之余，还有尤存的风韵，看来她为此也颇为自得呢。这一幕似乎在苏联电影中演欧洲贵族之家的镜头中看见过，不想在这儿却亲身经历了，老美学的还真快。聊着聊着就说到苏联人身上去了，我说中国人通常称呼他们为“brother with a big nose”,不想Mathew先生和太太对比说法却大感兴趣。

      隔一会儿，Mathieu拿出一本刚买的新书给我看，我瞥了一眼，是有关刚体力学的教材之类的书，说实话，Mathieu可能要拿这个显示一下他的学问，或者说他对学问的追求劲头吧。然而对笔者来说，那也只能说是一些“小儿科”的东西，因而丝毫未显现出任何的兴趣。Mathieu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的内心世界，她对Mathieu先生说，什么时候你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这句话，您说究竟是抬举她的丈夫呢，还是另有深意？

·临行前         Mathieu见笔者穿上了从国内买的米黄色风衣（这还是笔者1980年赴挪威做访问学者时，用国家给的制装费买的，质量、款式还说得过去，28年后的今天，我还偶而在雨天穿一下，且绝无过时之感）准备说再见，就说，我多么希望你忘记穿走这件风衣！您说这又是何意哪？

·送笔者回家   回程时Mathieu先生与夫人开车送我回WMU公寓。路上Mathieu太太说，“你象艾金森（Rowan Atkinson,即“憨豆”先生—英著名喜剧演员）一样的幽默”，您说这是在“捧”我，还是逗乐儿呢？我真有点给弄糊涂了。

       总之，这次到Mathieu家访问，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感、不适应感，与到Prof.Balmer家、Prof.Nomoto家…都不一样，可能自己少见多怪，或是太过敏感了罢。我的智力遇到这样的美国人家时就觉得不够用，难以领会人家话中的玄妙。但有另外一点，也令我感慨颇深，那就是他们的儿子约翰，当时不过8～9岁，但异常的安静，有礼貌，两眼湛蓝，显得纯净而有精神。母亲为他做任何一件事，他都要说一声谢谢。我想在约翰身上显露的应该是美国人在接受世俗感染之前的真正本质。

Prof.Monsef—“我会请你吃饭”     埃及教授Monsef对我不断释出善意，我们开始打招呼以来不久，他见我就说，我会请你吃饭，我当然表示感谢。下次再见面，他老先生还是老调重弹：要请我吃饭，我依然感谢。这样的场景出现多了，我觉得，他说的我会请你吃饭，等于是一句问候语，而且让你充满期待，这真是一个交友的妙招呵。直到我要离开Malmo的前一天，他还对我说同一句话，我觉得那就等于与我挥手告别。到现在想起他，我还是觉得应该感谢他的一片好心。

Prof.Houssin—平易近人的举动     一次，WMU副校长Zade请我与法国教授Houssin到餐馆吃饭，我一时不小心将果酱从盘中碰出去一些，自己怪不好意思的。Prof.Houssin不声不响，不慌不忙，用食指从桌布上蘸起果酱，一点一点地，全送嘴里吃了。这一举动，让我大受感动：看到了、感知了一位有教养的绅士，是怎样为别人解脱困境，而又不让你觉得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