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的气氛下讨论严肃的问题

学术这东西，无疑是严肃的，可在形成某种深刻思想、重大的理论之前，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取诸家之精华，积众人之智慧，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的先贤孔子、孟子、老子可谓是这方面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实践者和典范。

剑桥的下午茶 剑桥大学每天下午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供不同学科的权威级教授共进下午茶。每位教授可以随意阐述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和方法，同时每位教授又在吸取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方法。也许正是这种无障碍的自由沟通，才激发出大量的边缘学术思想。藉助这种特有的下午茶制度，剑桥大学就培养出了6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种说法，您如不信，我信。　　

2007夏季达沃斯年会 笔者无缘参加这次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后者全称是：世界经济论坛—首届新领军者年会—从达沃斯到大连（world Economic Forum—First Annual Meeting of New Champions—From Davos to Dalian）,但做为大连市民，我还是很关心会议的进程与新闻发布，不断地为会议的精神和实施方法所感动，以至于思想上将之与上海的新民科学咖啡馆联系起来。我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都在于：以轻松休闲的方式，讨论当今国际国内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其所得结论对政府的施政方针将产生巨大影响。

夏季达沃斯会议讨论的是议题是：环保，节能，中国经济发展与“过热”，新的前沿技术如互联网、纳米对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等。并预测未来18-24个月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讨论这些严肃的全局性、国际性的问题时，采用的却是“非正式”的风格：参会者可穿着休闲商业装（但，据我从电视新闻的画面上看，着标准西装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达沃斯会议主席施瓦布参加一个Session时，与周围的与会者一起席地而坐，有说有笑地讨论着有关世界发展的重要议题，这可算是给达沃斯夏季年会的“非正式”风格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注解。

可另一方面，为实现这种宽松、休闲式的会议，那些会议服务人员却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大连市的行政领导的神经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紧绷……。

新民科学咖啡馆 2007年5月到上海女儿家做客，读新民晚报，初次接触到“新民科学咖啡馆”一说，对新事物敏感的我，立即感到上海人的精明。他们掌握了研讨严肃科学、民生问题的“新”方法：把科学讨论与咖啡紧密结合起来。近来我上网查阅了有关新民科学咖啡馆的资料，又电话访问了新民晚报科教卫工作室，讯问了其中的某些细节。

从2006年6月开始，到2007年9月，新民科学咖啡馆已举行了42次活动，结合社会热点、重点和难点，邀请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企业家或政府官员，与听众在轻松休闲的气氛中展开互动交流，在咖啡的清香中碰撞思考，达到了普及科知识，崇尚科学精神的目的，获得社会的热列响应。

在上海，被指定为可举行新民科学咖啡馆的场所有18处，交大、同济、复旦、星巴克上海、上海院士风采馆……均列入其中。讲座嘉宾的简介、每一期讲座的题目和ppt文件的下载网址，在《新民科学咖啡馆》网站上都一目了然。我仅举出一例，即第一次新民科学咖啡馆的佳宾徐至展，其突出贡献简直令我叹为观止，心悦诚服。象这样的学者，以其深刻的学识、朴素的语言与参会者互动，对大家的启发无疑是巨大的。

徐至展，男，1938年12月16日生，江苏常州人。1962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196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2001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所长，现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国家973计划"、"国家攀登计划"等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徐至展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三十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343篇，EI收录论文近100篇）。近年二十余次被邀在美、英、德、日、俄、瑞典、加拿大等国举行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作大会特邀报告。主持完成的十项重大研究成果曾14次获得国家级或国家部委级科技奖励，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二项（1995、2001年）、三等奖一项（1989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一项（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1995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一项（197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四项。*

笔者觉得，在我们大连这样的中等城市，也可依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开展类似新民科学咖啡馆这样的活动。建议由《大连晚报》和大连市科协着手组织此项工作。

科学与文艺创造需要宽松的环境 古往今来，有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是作者在饮酒、赏月、会友、惜别中产生的；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火花，是人们在度假、交谈、聚会中爆发出来的。当然，一个人安静下来，一会儿饮茶、吸烟、看报，一会儿冥思苦想，脑子里也可能冒出来某种独出心裁的东西。总之，创造需要休闲，这却是一个规律。

在人类的原始阶段，生产力低下，大家都为吃的奔走、争斗，哪有时间想那些“不着边际的”创造问题。直到生产力发展产生了食物的剩余，才有可能让一小部分人“脱产”搞与科学文化相关的事情，这就是最早的知识份子，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原始“白领”。他们吟诗做画，投身农业研究，进行天文气象观测……，由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文学泰斗，科学巨匠。如诗人李白、杜甫，文学家苏轼，书法家王羲之，天文学家祖冲之…；这都是小学常识，用不着我多啰嗦。反过来看，如果叫这些人去种地、养猪，那他们的“产品”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哪来的那些好诗、好画、好文章，哪来的中华古代科学的大发展，哪来的…？

今天政府在工资政策上向“知识分子”倾斜，使他们能安心搞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远见卓识之举，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之消除或减小，要靠生产的发展与科学创新，而不是把大家的待遇扯平了；因而问题又回到了应如何调动与提高白领的工作积极性上面了。

*注http://www.xmscicafe.org/article.php?tid=114

我和Prof.Blanke的20年友谊（3）

1994年杨承恩到Aalborg大学做博士论文         作为1992年Blanke教授访问DMU的成果之一，双方同意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进行合作。1994年在我招收了第一批博研后，上述合作意向就变成了现实。当时Blanke来函，让我推荐一位博研到他所在的丹麦Aalborg大学自动控制系合作研究并做Ph.D.论文。他负责往返机票费及学习费用，还提供一定的奖学金。我推荐的杨承恩因基础理论坚实并在船舶自适应自动舵的研制中取得优秀成绩而被Blanke认可。

Blanke原在Copenhagen的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工作，怎么又去了Aalborg(奥尔堡)大学呢？对此Blanke跟我是这样说的：丹麦的工科大学只有有限的几所，DTU下来就数Aalborg大学了，而那时后者的自动控制系尚缺少一位高水平的教授兼科研主管，有关方面调Blanke教授当此重任。为此，丹麦女王还特地接见了Blanke施以恩宠，这乃是他的最大光荣。到任后他就成为了 Scientific Head of the Department。随后的几年，他在容错控制理论、卫星姿态控制、船舶运动控制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获得丹麦最高科研奖项。

这样，Blanke就成了DMU的合作博导，与我共同指导杨承恩的学位论文。实际上，杨在Aalborg停留了两年时间，他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那里完成的， Blanke 的有力指导贡献最大。杨在Aaborg主要听了Blanke的容错控制课和参加了一门Robust Control的学术研讨课，接着即是完成《鲁棒控制及其在船柏舵阻摇中的应用》论文的撰写工作。Blanke是容错控制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权威，每年均有多位各国新生到他那里攻读该方向的博士学位。Blanke对杨和这些研究生一视同仁，显示了小国家大学者的宽厚风度。

1997年Blanke来DMU参加杨承恩的博士论文答辩           1997年杨承恩回国，11月进行博士论文答辩(Defence of Doctor Theses)。做为合作导师，Blanke对此次答辩甚为重视，他藉到东京开学术会议之机，特地途经大连参加答辩会。这是他第二次访问DMU。老朋友见面，我与他都十分高兴。

答辩会前，Blanke问我，在你们这里，作为博导，在答辩会上应如何举止。我说，按一般惯例，导师坐在那里听答辩委员们的评论，少说或不说，因为对答辩者的评论也相当于对导师的评论。Blanke是一个学术上很认真的人，他并未受此中国（或DMU）传统的约束，在会程中还是适时发了言，严肃地提出了两点评论意见：①论文的英文版在语言上与西方高校的Doctor Theses应有的水平相比存在差距；②在论文内容上对某些属于基本理论的推导是不必要的，论文应强调那些属于作者本人的具有创新性的结果。这些议论无疑非常中肯，十分诚挚。杨的博士论文答辩最后以全票通过。其中Blanke功不可没。

博士论文答辩会之前，Blanke在DMU电航楼做了关于〖容错控制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巨大反响。可惜的是，在DMU范围内，还没人借此东风开展容错控制及其在船舶、海洋系统中应用的系统性研究。 

答辩结束之后，杨承恩宴请Blanke以谢师恩，由我和老伴作陪。地点就选在我家附近的香隆饭庄。饭前我请Blanke到我家小坐喝茶，顺便让他看看我住的“科学家公寓”，他对我的Flat的评价是：“You have a very good viw!”情况也确如他所言：从客厅向北望去，半个大连市容尽收眼底，最远处可看到造船厂的大型门式起重机，兰色的海面也隐约可见。Blanke当时由于奔波劳顿，感到胃部不适，用茶亦未见好转。接下来大家就到饭店。Blanke委托我与杨承恩博士代他点菜。我们建议的菜大部分他都满意，唯有一份“蚝油牛肉”他坚决反对，说：“I don’t like oyster”。那就改成铁板牛柳，请西方老外吃饭，牛肉是少不了的。身体关系，席间Blanke红酒也喝得很少，他想要一点cake,结果大师傅给做了一道油煎面饼，与其所求真是难辕北轍，东西方饮食习惯之差异可见一斑。到此，我与Blanke教授的专业学术往来已近接束。

2006年Blanke第三次访问DMU        在我退休5年之后，在DMU又一次与Blanke相见，彼次都特别高兴。他在DMU综合楼做关于容错控制的学术报告，我第一个到场，坐着等待。听什么学术内容此时对我已不重要，要紧的是重温会场的学术氛围，还有就是为老朋友加油助威。待他出现在门口，我一眼望去，见Blanke 变化不大，还是那么一副淳朴认真的样子。我快步上前与他握手，对他再来DMU表示欢迎；并对他在北京机场遭坏人抢劫表示同情与遗憾；我说，作为中国人，对发生在首都的这件事感到耻辱。Blanke倒很大度，他说这种事情在世界任何一个机场都有可能发生，好象他并未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情绪。细谈之下，知他损失了千余元人民币，其他各种证件、机票银行卡等丝毫无损，而且所损失的钱丹麦保险公司会如数赔偿。我问，中国警察难道没帮助你？他斩钉截铁地说：No!

第二天中午，我在天天海港酒楼宴请Blanke,加上杨承恩，曾经存在紧密学术联系的三个男人在一起吃饭。席间天南海北地闲聊，藉机我还给Blanke看了我和我的妻子在各个年代有代表性的照片，大家都对时光刻在我们两人脸上的烙印唏嘘不已，年岁不饶人哪。细看，Blanke的头发也少了许多，但他还能在学坛驰骋一阵子。可要想再有创新性的成果，那也会相当地困难。饭后，杨承恩开车送Blanke到飞机场赶回国航班。

这次Blanke教授来访，是杨承恩教授一手经办的。DMU校级领导竟没有一位出面接见，说是（校办负责人语）：“你来的是校长，我校长接见你，来的是副校长，我副校长接见，……。”几年没到学校，却不知海事大学近来如此“长架儿”，我作为退休的老教工，有点怀疑，象DMU这样的规模不大、水平不高的专科性大学，是否一定要摆那么大的谱呢？对那些风尘朴朴来校讲学的外国教授，尽管人家还不是“校长、副校长”等大官，您们这些“校长、副校长”花上20分钟接见一下，难道不是更能增加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吗？Blanke前两次来访可都是受到校领导的礼遇的，……。

我与Prof.Blanke的20年友谊(2)

Blanke教授任IFAC CAMS学术委员会主席达9年之久(1989-1998)。该委员会每3年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到1998年止，各次会议为：1989（Denmark, Lyngby）；1992(Italy,Geneva)； 1995(Norway,Trondheim)；1998(Japan, Fukuoka)。在Blanke卸任CAMS主席之后至今，CAMS委员会又举办了三届学术讨论会：2001(UK,Glasgo)；2004(Italy,Ancona)； 2007（Crotia,Bol)。我作为CAMS学术委员任期从1989起到1998为止，共9年时间。可惜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4次会议我只参加了第1次，另外3次全部请假，成了CAMS的“挂牌委员”。其后经我的推荐，DMU的任光接下来成为第二届CAMS的中国学术委员，但据我的观察，他的积极性好象比我还差，一次会议都未参加，故而他在CAMS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名单中只出现过一次。

从1992年起，Blanke曾3次访问DMU，分别在1992，1997，2006。通过这些访问，维持并增加了我们之间的友谊，Blanke对DMU的贡献也进一步显现。由于笔者的推荐及DMU学术委员会的确认，Blanke被聘任为DMU的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聘任书还是随后由笔着转交给他的。

1992 年Blanke第一次来DMU讲学         经笔者的努力，之前已有Norway的Engja教授（1984），Sweden的Kallstrom博士（1985），Norrbin博士（1986）等来DMU访问过，Blanke是我接待的第4位外国学者。这次他和夫人Chalotte Lunau一起来。应指出，此夫人非我在“我与Prof.Blanke的20年友谊(1)”中所说的彼夫人，Blanke在来之前已告诉我他离婚了，故此次见面时看到新人我并不吃惊。此夫人学问大、“卖相好”，我想这次大概可望持久了？­—此为他的私事，不劳我多嘴。

以往几次外国学者来访，都要我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如Prof.Engja，Dr.Norrbin都是这样。先把他们安顿到北京友谊宾馆住宿，并花一些时间陪同参观某些名胜古迹，象颐和园、长城等；然后再带他们乘飞机来连。结束后有的还要我再专程送回北京机场。而此次Blanke则是直接由香港飞连，我只需到大连机场迎接，然后又带他们一行到中山广场一带做“走马看花”式的印象观光，并在博览酒店用早餐。最后拉回DMU住国际海事公寓，他住贵宾套间，DMU给他的待遇不薄。同机来DMU访问的还有英国Reicester大学的顾大伟博士，后者的讲学我将另文谈及。

Blanke 本次访问讲了大约3个上午，内容涉及：“One Man Bridge -Integreted Nevigation Systems”,“Universal Alarm and Monitoring Syatems for Ships”,“Universal Control Systems for Ships”,“Decision Making Support Systems applied for Ship Operation using Knowledge Based Expert Systems”。这些内容可说是涵盖了当时最先进的船舶自动化科学范畴。

Blanle教授不单单是一位擅长于撰写论文的学者，而且还是一家航海自动化系统生产厂家的副总裁，亲自参与了许多船用自动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Blanke的讲演，可说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条理清晰，版面漂亮，语言风趣。对我的研究生培养和科研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听众中除了我的研究生、我们“船舶自动化研究室”的全体同事外，还有不少外系的老师与研究生，场面很是“壮观”。笔者担任所有的语言翻译，也感到清新流畅。

Blanke对我们的科学研究也深感兴趣，加意考察，还特地抽空到DMU西山电航楼参观了我们船舶自动化研究室的研究设备与研究成果。当时给他看的是：船舶航向自适应控制单元，单片电脑化的船舶推近系统工况检测仪样机，微电脑化的船舶数据监视与采集系统，……。此举对加深他对DMU的了解颇有裨益。

在此期间，我邀请Blanke教授夫妇、顾大伟博士到我家吃便饭。Blanke 带给我的礼物是一瓶苏格兰威斯忌，还有一本 

                                                                                                        Fig.1  Blanke' papers  presented at DMU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Control Applications on Marine Systems, Genova, Italy,1992》。在事前我已将“菜单”给Blanke看过，记得其中的几道菜有：红烧牙片鱼，闷牛肉，清蒸飞蟹，时令菜蔬，海味汤。外加红酒。菜肴全部由我“上灶”，老伴协助，并司“原料”采购。    

客人到后，我建议，这“时令菜蔬”就取用我的“garden”中自产的丝瓜，没等其他人说话，Challote就说：“I like sponge gourd!”女士优先，那就这样决定了。Blnke又问，Prof.Jia,你的garden在哪儿？我手向南屋窗外一指：就是屋外一块小园地。他还以为象国外花园洋房周围的Garden那么阔气排场呢。我那时住“2室1厅”小户型房子，自我感觉还可以。“宴会”就在我的书房兼会客室兼饭厅举行。

这顿饭可说是中西合璧，分餐制，筷子与刀叉任意选用。说句不客气的话，那时中国还未流行餐巾纸，我用的还是由挪威带回来的。席间，细心的顾博士问：“为什么我手中这套刀叉觉得厚重一些？”我这时方才想起来，那是我在瑞典Malmo超市特地买回来作纪念用的。顾博士不愧是上海人，吃螃蟹的技术很是熟练，由外皮层层剥起，到后来就剩下最精华的部分，然后再慢慢享用，把Blanke羡慕得够呛，问道：“你是怎么弄的才达到这个结果？”

客人吃的还算满意。不过，要是换在今天，那我的厨艺又非昔日可比了。(未完待续)

 游Oslo(奥斯陆)

-留挪散记(13)

旧地重游 藉赴意大利开会往返之机，两次过路Oslo，藉此良机抓紧时间游玩，看街景：挪威王宫具有较大吸引力；逛公园：维格朗石雕公园是第一必访之处。

“学成待归” 大使馆的“同志”们待我是客气有加，使馆一秘XX夫妻待我更是友好，并合影留念。我还只是完成了访问研究之任务，尚受此厚爱，那要是得了博士学位的来了，更将受到何种恩寵？驻挪使馆这种礼贤下士、惜能爱才的作风堪为其它驻外使馆之典范，其中驻意大利使馆尤应放下架子，虚心学习。

挪威王宫在 说实在话，Oslo虽说是个著名城市，Norway的都城，但其中心区范围不大，一般游览，步行也足足可以了。走在路上，随便向一位小伙问路：“Excuse me, May I ask the way to the Palace where your King and Queen are living?” 想不到，他的回答却是：“We don’t have a Queen.”没想到当时的挪威国王olaf V世竟是个鳏夫。我自觉失礼，因而赶忙道歉：“Sorry, I do not know such a situation, but will you still tell me the way to the Palace?”他还是礼貌地给我指了路。挪威皇宫好象是一幢普通的建筑，笔者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震撼，倒是觉得它有些过于寒酸了（see the picture）。也没见到带高帽的皇宫卫队换岗等好看的场面。 

维格兰朗公园 维格兰(Vigland)，挪威著名雕塑家，以其毕生之精力（1906-1943），在Oslo创造了一个闻名世界的雕塑公园，后者遂被称为维格兰雕塑公园，Oslo也因此被称为雕塑之城。

晚秋季节（11月），维格兰公园呈现一片多姿多彩之景象。树木由碧绿渐转黄褐色，天上的浮云低浓，还染上了淡兰色。一切显示：冬天已经不远了；见景生情：两年的国外“修练”过后，我也应该赶紧回家了。

雕塑公园占地80公顷。公园到处分布着人形石雕，从公园大门起850m长的中轴线两旁便有192座雕像和650个浮雕。人物雕像栩栩如生，造型个个不同。有的在享受亲情的温暖；有的在青春热恋之中；有的是小儿蹣跚学步；有的显现老人的郁郁寡欢。总之，这些优美的雕塑作品表现的是人生的喜、怒、哀、乐，爱、恨与生。老。病、死的循环过程，其现实主义的风格与精湛的雕刻艺术，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人生柱”是维格兰公园的艺术高峰。它具有高17.3m，直径3.5m,重270t的圆柱形造型，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华表，耸立在平台中央。圆柱周围极富创意的雕刻，令游人难以忘怀：柱上密密麻麻交叠地雕有121个情态各异、首尾相接、向上盘旋、奋力抗争的裸体浮雕像，细微地刻画了人类与困难搏斗 、追求光明的情景（see the pictures）。

笔者所摄的几幅彩色相片，约略地记录了此情此景，25年后的今天看看，仍感觉到了当年那一天的激动心情。

Norway,Trodheim,Oslo都是值得我留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