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漩涡中的小故事7

                                —揭批左广隆

 

在“大漩涡中的小故事5—DMU“三狗店”一文中，讲的是学校一级在文革初期批判党内走资派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些事情。现在我们将视角往下扫描，看一下DMU轮机系在那个时期贴大字报的热闹景象。

 

那时，DMU可不象现在这样阔气。轮机系全系，包括各教研组，系办，党总支办，都寒酸地屈居于“五宿舍”（现已拆除，就是新体育馆的一角所占的地方）的3楼内。自彭德任党委书记，学校实行“坐班制”；在1966年的7～8月分，学校已经停课搞运动，楼内暂时还是挺平静的，大家看报纸，下去看大字报，…。亲自动手写的大字报也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主题，彼此都还相安无事。住市内的几个人中午饭都是自带，到时候大家坐一起，边吃边聊，吃完了再下两盘象棋或军棋；下午“工作时间”在到校园里看看大字报什么的，气氛挺轻松的。

 

没过多久，3楼出现了大字报。最初，矛头是一致指向航海系（那时航海与轮机专业合成一个系—航海系）原总支书记左广隆，目的～搞臭，因左已离开轮机系。接着就揭发各方面的“反动学术权威”—各位7级讲师都跑不了。再往下，一般讲师，小助教，也逐步被揭，走廊上大字报琳琅满目，一层压一层，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形成互相撕杀，人人自危的局面。这个结果，却是大家开初没有料到的：文革怎么搞到我们一般教师身上了？

 

可其间大家并未注意到，偏偏遛走了WRC—挑动群众斗群众、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手。见后续博文。

 

老Z.其人   人们习惯地称左广隆为老Z.，以下我们就用这个代号。

老Z.1951年毕业于东北航海学院并留校工作；历任大连海运学院党委委员，体育部主任，航海系党总支书记。老Z.对DMU体育教学事业作出过较大贡献。曾率领DMU男女篮球队出征锦州、沈阳、长春等市，比赛都取得了冠军成绩。见《我的一点零星回忆》，作者左广隆，文载于《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一）》，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三狗店”在轮机系的“代理人”     老Z.为人，不太象经典的共产党干部，他脑袋灵光，能说会道，善于藉内部资料、小道消息，讲些一般人听不到的笑料；在人家讲话、发言时爱插科打诨，加入个人见解，突显自己的高水平；好吹拍时而过头，讲笑话让人绝倒，…。因此，老Z.在位时作报告大家爱听；离开航海系后，离开DMU后，他还愿在适当时机回来，在会上与大家见面，这时很多人会高喊：“老Z.，讲两句！” 老Z.也不客气，清清嗓子再“泡”一阵子，又得哄堂大笑，一片掌声。2009年，DMU百年校庆，老Z.又回来，参加了50-51-52级毕业生座谈会，见他已有些龙锺老态，颇显肥胖,讲话也没那么风趣了，您想啊，他都80开外了，年龄不饶人哪。

 

老Z.的资产阶级反动言论拾遗     本文只介绍批左的概况，以下是就笔者本人脑中还残存的“揭发大字报”中的一部分印象落笔的，力求真实，不哗众取宠，不伤害老Z.，但因年代久远，大字报中原话已难于连贯的再现，此地采用的是笔者认为还记得起来的只言片语—其实也用不着全文引述他的言论。

 

“搞学问，要做大买卖人，别做小买卖人。”

“老师的水平有多高,学生的水平就有多高。”

“你们（青年教师）将来，头发光秃秃的，胡子白刷刷的，资料卡片一打一打的，文章一摞一摞的，那时你们的心里，能不美滋滋儿的吗？”

某次，老Z.带学生到农村某地参观，之前，让大家（全是男生）“放水！”

“西方的模特儿,身上只有三块瓦，…。”边说边比划。

“…。”

“…。”

 

 笔者附言：这些话，今天看来，还真算不上有什么大问题，算不上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言论”，甚至还蛮有见解的呢—什么姓“社”，什么姓“资”，应该用科学的观点加以界定，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大漩涡中的小故事5

            —DMU“三狗店”

 

 

大字报满天飞       文革一开始,人们，主要是校内一般干部，坐办公室的人，其中不少是部队转业不久的，响应“6.1社论”之号召，在DMU校园内，铺天盖地地贴出了大字报。矛头直指前任领导茅珵/朱杰及“反动学术权威”王珪荪，说这几个人把持了学校大权，任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DMU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办学方向完全错了,…,DMU实际上成了他们统治下的“三狗店”。 你道为何这样叫法？那是缘于茅珵/朱杰/王珪荪三人都属狗，彼此之间相差一旬，故而王珪荪被称为“老狗”；茅珵为“大狗”；朱杰就是“小狗”了。﹡

 

“三狗店”这几个主人公并非真有什么帮派、组织联系。他们彼此之间勉强有点工作关系，也挺松弛的，说他们组成了反党集团什么的，纯属牵强附会，瞎联想。这是笔者个人见解。说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政，不客气地说，上个世纪60年代，即文革之前，DMU哪有几位象样的、够格的权威呀，怎样实行“专政”呀。以轮机系为例，除了杜老轨是副教授外，还有一批七级讲师，就算“最高权威”了,其他是一大群小助教；但无论如何，矬子里面拔大个儿，将他们(七级讲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来批，也不算过。航海系略微强一点儿，有几个二级教授，象黄庭枢，刘荣霖，许旺善，胡匡靖，…等，可惜文革运动中损失大半，至为可惜，如《大漩涡中的小故事4》中所说的。

 

“大狗”茅珵﹡﹡，无疑是这个“集团”的关键人物。他曾经地位显赫，新四军重量级人物，享受副部级待遇。那时整个大连市一共也没有几个象他这样的8级干部，由他来当DMU的院长（1953～1957，1962.3～1962.7）、党委书记(1962.4～1962.7)，一提起来，我们校内员工、学生都觉得挺光彩的。可文革当时茅已因历史案件被抓入狱，将他这条“死狗”抛出来开刀，各方面看都有利：既有轰动效应，对批判者也安全可靠—没人愿意替茅翻案。

 

话又说回来，茅珵也确实有些让人看不惯的地方。他来校后气焰嚣张，手拿文明棍在海院内东指指，西点点，发脾气，骂人，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身边围了一批吹拍者，低头哈腰地奉承着…。他扎吗啡成瘾，也被美化成治疗“老干部在敌人监狱中落下的疼痛病”之需。至于其它方面的悱闻、軼事，也不绝于耳。

 

“老狗”王珪荪﹡﹡﹡，属于基础部力学教研组的二级教授，说他是资产阶级权威，还算贴一点儿谱，但其“反动”之处何在，还真不太容易琢磨和见证。但无论如何，他与茅珵过往甚密（两家都住DMU的“小别墅”），却是一个事实。何况他还发表过对主席著作不够严肃的言论呢（见笔者的博客《三校合并－大连海运学院诞生亲历记（II）》）。

 

至于说“小狗” 朱杰﹡﹡﹡﹡，尽管他是DMU的核心人物，“把持”教学大权概有年矣，但长期以来，一系列“大官儿（孙大光，茅珵，彭德，陈新丰，李景天，杨笑萍，…）”压着他，使之不得高升，在教务长、副院长（1959～1966）的位置上徘徊了多年，直到文革之后，才获院长大位（1978～1983），得以施展才华。文革当时，将他说成走资派，属于官样文章；否则没有“现役”领导挨批，那是应付不过去的—那时DMU的当任领导彭德（党委书记）、陈新丰（院长）暂时还没有人敢“炮轰”、“打倒”，后二者一个副部级，一个局级；不过他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哒不了几天啦。

 

批判大会   那一段时期，能记得起来的有：  

·全院在大饭厅召开的批判“三狗店”大会。

 

·全院批斗YCL大会。YCL的船舶辅机课是很有水平、很权威的。与YCL一个教研组的LLS对其学术造诣及道德修养佩服得五体投地，曾提出全面向YCL学习的计划。当然在批YCL的过程中，LLS亦不遗余力。YCL通常是蛮谨慎的，他业务精湛不说，手艺也相当了得，被称为“Y万能”。 但人总免不了有言多语失的地方，在讲课中，为强调舵机的重要性，他说过：“大海航行靠舵手，可若是舵机坏了，舵手也没办法，…。”这句话被定性为反革命言论，YCL也按反革命受到批斗，会场上竟有人将大便纸篓扣在他头上，…。YCL有胃病，平时劳动，总被关照，自那次批斗会被“定性”后，再劳动挑土时，给他筐里加的土量增加一倍，以示惩罚。接着下来，无尽的批斗，牛棚，下乡，各种罪他都遭了，这就是中国Intellectual们文革中的典型遭遇。

 

·全院批斗GXL大会。GXL系电子系教师，连个教授也不是，平时“怪话”较多，这时就被当作牛鬼射神批斗。可能他的“态度不老实”，或者其它原因，脖子上被挂上了一双破皮鞋，人被弄到一个大桌子上站着示众，…。以后按“常规”处理，如同上述YCL的经历。

 

当然，上述这些批斗会，比起两年后工宣队进院后的批斗会，无论气势上还是力度上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

 

三狗店徒子徒孙游街示众

   这段斗争以“三狗店徒子徒孙游街示众”而达到了高潮。笔者本人并未目睹这一大动作，反正，当时队伍挺庞大的，“徒子徒孙们”低头弯腰地，沿着校园大马路，一直游到后山，再回到办公区。这个举动很具创造性，在社会上很轰动的——制造轰动效应本身就是文革一大技巧。

 

   当时究竟有谁被拉去游街示众，哪些人物够得上三狗店徒子徒孙，这在今天已无法说得清，且无此必要。大概说好象“七级讲师”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得以享此殊荣。

 

注﹡﹡﹡

王珪荪(1898—198?)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留学归国，二级教授。王老师擅长力学，专门讲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其最出彩之处就是讲课不用讲稿，内容全在脑袋里装着，边讲边作板书，干净利落。

 

   此处笔者再多罗嗦几句。1960年，我患严重失眠症，王老多方面关照，安排我到市内养病，并晓我以生活之道。王老告我：“实在睡不着，试着看毛主席著作。”这本是出于对我深切的爱护，但这句话在文革当中却成了王老的“罪证”，使他在DMU全校“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大会上遭到了更加强烈的指责与批判。岁月斗转星移，今日我为自己“揭批”王老而深感愧疚。

参见：《三校合并－大连海运学院诞生亲历记（II）-伴随着DMU成长（b）》

http://xljiablog.spaces.live.com/blog/cns!B5D61C37A1BE4DC4!1034.entry

 

注﹡﹡

茅　珵（1909～1966）      又名茅蕴辉。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桃源镇。先后在上海东南医科大学和上海持志大学求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在一次夺取地主武装的斗争中不幸被捕，被敌人关押在监狱8年。在狱中，他受尽残酷折磨，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上海崇明县自卫总队队长、苏北四分区常备旅旅长、新四军一师三旅副旅长、苏中东区兼苏北兵团联络部部长。解放战争中，他虽身患重病，仍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9年秋，调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主任兼教育长。

 

1952年夏，茅珵调到交通部任内河航运局代局长，后任北京航道工程局局长。1953年3月，任大连海运学院代院长，后任院长并代党委书记，直至1957年11月。1962年3月至7月，他重返大连海运学院任院长。1964年秋，他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被错划为坏分子入狱，于1966年2月5日在大连狱中含冤病逝，终年57岁。

 

1981年4月，茅珵的多年沉冤得到平反昭雪。海运学院为他开了追悼大会。悼词中说：“茅珵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按网上数据，茅珵生于1909年，那他不是属“狗”，而应属“鸡”。所以，要末网上数据不实，要末当时大字报的提法是特为编造的。

参见 《茅珵》

http://baike.baidu.com/view/688045.htm

 

注﹡﹡﹡﹡

朱杰( 1922—1991)   1978～1983年任DMU院长。 朱杰是行武出身，曾任解放军营长，为解放东北立下汗马功劳，肺部一直残留着国民党军的弹片。同时他也是一位儒雅的“小知识份子” ,受过延安抗大的洗礼，可说是党内文武全才的干部。朱杰身上颇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人格魅力，吸引着莘莘学子。他刚做东北航海学院领导时与学生们的年令相差不太大，跟师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能叫出他们每一位的名字。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带领学校逐步走上正轨发展的道路：使学校规模从东北航海学院的300个学生增加到DMU的几千人；从白山路上一座日伪遗留的“丝糕楼”发展成位于凌水桥畔的的一座现代化的大校区；大连海运学院也成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享有全国威望。朱杰同志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无产介级革命家和航海教育家，他的贡献是永存的——在我们的心里。

参见:《 铭记东北航海学院的教诲与关爱 》

      http://xljiablog.spaces.live.com/blog/cns!B5D61C37A1BE4DC4!525.entry

   《忆老院长朱杰同志》(闵中立)

http://dmu100.dlmu.edu.cn/html/xscl/hajy/2006/0823/138.html

 

 

 

大漩涡中的小故事4

—唱“嚎歌”与剃“阴阳头”

 

 

文革过程的特异与诡诈之处

·党团组织瘫痪；

·M用亲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新闻媒体直接与间接操控红卫兵/群众；

·打倒几乎所有的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人～一切牛鬼蛇神；

·两派恶斗；

·军队介入；

·最后把群众分成革与保,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被定为走资派；

·工人宣传队开进高校和文化单位，秋后算帐，一派群众受压；

·中国人全遭殃。

 

   上面是个人的愚见，请网友指正。文革从一开头就显出这次“运动”的不同凡响,并一步

步地按上述“鼓点儿”向前推移。

 

1966．6．1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这样煽风点火的号召之下，抓人，抄家，拘留，打骂，人格污辱，…等非法侵犯人身

权力的行为，成为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牛鬼蛇神”是个相当模糊的词儿，这给了“造反派”相当大的想象空间，后来就具体化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人）、右（派）、叛（徒）、特（务）、资（走资派）”，最后又扩大到“老九（知识分子）”。小道消息横飞。来自北京的许多奇闻妙招，几乎马上就能在各地重演。DMU不少学生有高干子女的背景，往往传播各种“内部消息”,使运动更加火上浇油。

 

WXH老师，1928年毕业于马尾海校，系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来DMU后在物理教研组工作，当时这“小伙”很帅；妻子ZXY，在DMU教务处工作，长相有点像越剧演员王文娟，柳叶眉，身着旗袍，风度极好。这一对恩爱夫妻的正常生活到1957年被打断：WXH被划为右派，ZXY因对此不服，亦被戴上右派帽子，仍在原单位工作。

 

文革一开始，在DMU范围内，最先抓了一批人，让他们在校园内边劳改，边唱“嚎歌”。据说，这就是跟北京学的。“嚎歌”的歌词和腔调对唱者本人都具有污辱性质。XYZ即在其中，并被剃了“阴阳头”，即一半头发全剃了，另一半还留着，您说作为女人她哪能受得了啊，最后自杀身亡。这个消息让善良的人们大为震惊：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其实象ZXY这样在文革中含冤而亡的好人，何止万千。有人说，真正的坏人，还没听说有谁在文革中是自杀而亡的，死的绝大部分是无辜者。

 

DMU非正常死亡者     光笔者知道的,就有:

 

·LRL,  航海天文学家，二级教授，文革初期因被抄家而自杀；

·XWS， 磁罗经专家，二级教授，在武斗期间被一派组织拘留，后突然自杀；

·甄素辉，留美归国学者肖光炎之妻，运动后期被疑为特务，并因丈夫宵光炎已先含怨而亡，乃自杀了其一生；

·ZXY，WXH之妻，文革初期，不堪忍受人格污辱自杀，上面已述；

·X？Q，中年航海教师，工宣队进院后，跳楼自杀；

·W？？，女，教务处职工，工宣队进院后，在家中自杀；

·LXW，工宣队进院后，被打致死。

 

 

大漩涡中的小故事2

    —故事内容标题预报

 

写在前头

到大化参加劳动

唱“嚎歌”与剃“阴阳头”

DMU“三狗店”

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破四旧

大字报揭左广龙

大字报层层揭发，人人难自保

“改名之风盛行”

“DMU文革领导小组”

“长征红卫队与李龙久”

参加红教工

“造反派低潮”和“重振军威”

拥军与反军/革与保

拎桨糊筒贴大字报

拉煤遇到的

天天集会议论“形势”

“我们错了”

“刺刀红队员”被从旅顺抓回

“若是我被抓了请你看管我的自行车”

妻被抓与带孩子“探监”

“八.二四幕后黑手”

“沙区十大厂矿武斗总后台”

批斗胡明/白清江

背毛主席语录挨揍

见面礼

老Z由集训队放出来了

毛泽东思想能一分为二？

“DMU轮机系的阶级斗争盖子才刚刚咧开一道缝！”

W的为人

T.被带走时边被打边笑，边笑边被打

牛棚里的人逐一“解放”

各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走五.七道路上山下乡

走资派一个没抓着，却带上了“老保，宋卫兵”的帽子

共产主义时兴领袖世袭制？

 

 

大漩涡中的小故事3

                 —到大连化工厂劳动

 

 

   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先锋，是历史的通晓者与未来发展的预窥者。所以帝王打天下，安社稷，都极力寻求“贤士”，刘备三顾茅庐拜诸葛亮为相，而三分天下；乾隆得纪晓岚而文治兴；当前大连金州台104.3 MH频道11：30播放的评书“李自成（单田方播讲）”中，李自成为了有文人辅佐，正在力求进士牛金星做其军师，…。这些都是一般常识。

 

 但知识分子也很不省油，他们往往抓住某些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文化独裁，…等现象而做些文章，造些舆论，弄出些消息，…，从而启发了群众，拨动了社会，让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极不省心。故而知识分子的动向历来是领导者特别是残暴的领导者所最关注的对象，于是从古代起就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在近代则有蒋介石杀害李公仆、闻一多及大量仁人志士的丑闻。历史发展到M时代，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手段并没有太根本的改进，有时更花样翻新，突显其心狠手辣。

 

1965～1966年代，对“燕山夜话”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一个信号：在中国，一场政治与文化领域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老九”又该遭罪了!值此风云突起的前夜，我们这些儒弱的知识分子，能作些什么呢？一些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到工场、农村、部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来到了大化碱厂劳动。

 

    “大化”可不是一般的厂矿，其全称是“国营大连化学工业工司”（现称大连化工集团），当时已有百余年的厂龄，全部职工超过万人。产品是无机化工原料、化学肥料，主要的有：酸、碱、盐，硫化肥、磷化肥等，在国内可说是久负盛名。我去参加劳动的地方是大化碱厂的煅烧车间。

 

煅烧车间的产品是纯碱～碳酸钠，后者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可用于：清洗剂、洗涤剂、照相术和医药制品；其次是冶金、纺织、石油、国防及其它工业；玻璃工业是纯碱的最大消费部门。纯碱生产的化工流程：碳酸氢钠经煅烧去掉水分和二氧化碳→碳酸钠。过热蒸汽煅烧过程：巨大的煅烧炉（直径几米，长度几十米）被电机驱动不停回转，原料“灰”（即碳酸氢钠）用绞笼送入旋转的煅烧炉内部。炉内一整圈并排安置了一系列带散热片的换热管，管内流动的是过热蒸汽；原料在行进过程中与管内进行对流换热，逐步完成纯碱的烧制，并经出口处的“裤裆流子”排出到传送带上，被送去包装。

 

用过热蒸汽，使用数值较大的汽化潜热以“煅烧”生料。生产目标是：在规定纯碱产量（吨/小时）及质量下蒸汽耗量（吨/小时）最低。具体措施是：当煅烧炉内的蒸汽未变成饱和水以前，阻止其流出，让它继续放热；而对已经凝结成水的部分则让它尽快排走。通过管道上的一个孔板完成阻汽疏水功能，其间孔板内径无疑是关键参数。

 

我的劳动并没有人给规定具体目标，也不要求值班或干扛大包等体力活儿，可说是相当随意—车间不过问。当时来煅烧车劳动的有几位跟我的情况类似，他们是沈阳化工学院的樊丽秋老师，研究生毕业；沈阳化工学院的张老师，研究生毕业；大连工学院化工系郑轩荣老师。加上车间技术员姜中绪，李大庚。一共6个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相聚在一起，每天早上在车间办公室学习一下当天的报纸，看“形势”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接着分开各干各的“业务”工作。

笔者本人觉着，既然被安排来碱厂，那就试着帮助解决一下节约蒸汽量的问题。可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是学轮机工程和流体力学的，距离化学工程相当遥远。我这个人呢，在学术上也没个深浅，不知道怎样躲开硬骨头，反而是“猛上”，不懂就看些文章、资料，向明白的人打听、请教，…。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笔记已有厚厚的两本了，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大堆。不想这份笔记让那几位内行的同事看了，竟给以好评，说老贾“这把年纪”（34岁）还有这样的精神头儿，不错呀。说得笔者心里挺得意的。这几位朋友我们都相处的很好，特别是姜中绪，他后来跟着化工设计院迁到成都后，我和他还有一段联系。

为了“解决”提高煅烧炉的产量和节能问题，笔者几乎每日用大量时间蹲在煅烧炉控制室，观察各个仪表的读数；爬到停产的煅烧炉内部，对煅烧炉的传热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发现并解释了两台炉子为何产量老有一些差别的原因。文革后任大化厂长的李大庚还专们驱车来笔者寒舍，查看我的笔记本中有关两台炉子的数据呢。为了节能，笔者曾与车间技术人员一道，更换疏水管线上节流孔板的内径，可是几次下来，不是大了，浪费蒸汽，就是小了，凝水无法及时排放，影响纯碱的产量和质量。后来笔者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化学反应问题，需要的蒸汽流量与：纯碱产量、来料的温度、水份、过热蒸汽的温度、压力，…等诸多因素有关。采用电脑化的优化控制方案，当可最终解决这一技术问题，笔者现在这样想。

在大化我还认识了该厂副总工程师李祉川先生。李总留美归国，学术棒，风度好，政治上也相当明白，故而以后当上了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辽宁省第四届、第五届常委，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这是后话。当时与李总交往中我自告奋勇，用自己那点基础知识计算某一个化工项目投产的能源耗费，把计算书交给李总时，他表示出有些兴趣的样子，过后便没再提起了。

几个月时间的劳动，总的说，心情还是蛮舒畅的。每天从星海公园（家）到甘井子（大化），骑自行车往返，快骑单程需1小时，照理说蛮辛苦的，但自己却乐此不疲。家全撂给妈和妻照管，我专心“改造”。有幸认识了几位化工行业的知识分子新朋友,挺新鲜的；也没有谁来批判你的思想，甚至你上不上班，哪天上班迟没迟到，也无人过问，一切靠自觉。特别是中午到大化食堂吃饭（自费），菜饭花样多，价廉物美，几个朋友围坐一起，有说有笑的，气氛挺好。我很希望这样的“世外桃园”式的生活多持续几天。可到了1966年6月初，DMU通知我：立即回校“参加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大漩涡中的小故事1

                                 —写在开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是一个大阴谋，大批忠诚于党的干部，被打入地狱，甚至因迫害而含冤死去，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高层领导人陶铸、贺龙、陈毅，…；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因批斗、迫害致死者不计其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漩涡，将各色人等搅拌在一起，鱼龙混杂，野心家与抱有私欲者登台亮相，纷纷表演,从中渔利。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舞台，使国人的辩论精神大发扬，派性大发作，私欲大暴露，以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各为自己的“胜利”不遗余力的争斗，…。但这些芸芸众生哪里会明白，他们是被利用、被驱使、被玩弄、被挑动的可怜虫，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动用枪炮互相撕杀，都被巧妙地利用来实现某些人的预谋；他们誓死用生命保卫的人，最终并没有带来任何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除了失望之外。不过，也有个别“滚珠脑袋”，假群众之名、文革之机，串升至领导高位，得享其成者，笔者就知道有几位。

 

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由里至外，全部是错的，这个中共中央已有定论。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太复杂，太充满玄机，它的过程绝不是象我这样的普通人能够给以全面、深入的理解并加以描述的。要进行精辟的分析和褒贬，须要“大家”，可是好象至今为止，还没听说有哪位有身份的大作家，在此方面写出些有份量的作品。有些作家、学者，笔风犀利，思维敏锐，本可有望写出好的东西，但未及着手，已先受冲击而亡，如老舍，吴焓，…,令人唏嘘。

 

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是个例外。不过笔者觉得该书拘泥于个人“牛棚中”的经历较多，视角还有些不够宽广，难于全面地揭示那场浩劫的丑恶和狡诈，…。现在有名的作家、艺术家，都愿意涉猎古帝王将相，古才子佳人，作些精彩的描写，发表些好文章、好作品，更易获得好评和嘉奖。连美化汉奸特务加彻底裸脱的《色戒》都获得了奥斯卡大奖，…，谁还愿意搞象“文革”这样严肃题材的创作呀？

 

许多文学人、艺术人，绕开文革这个主题，尽量避免与之接触，这个有趣现象的背后，恐怕有不少苦衷，有不少辛酸，有难以下笔的地方：许多人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既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又可能贴过大字报，写过批判书，参加过大游行，杀过“回马枪”，甚至……。真正的“消遥派”，置身世外的作家、学者，可能不太多，这是笔者的拙见，恐有失偏激，有失公允。

 

笔者不才，无法进行有关文革题材的深刻分析，故退而求其次：不作长篇大论的说教，不作引经据典的表白，只写一些小的故事片段，就事论事，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某些事例，对感到还有点意思的事儿，还忘不了的情节，还偶而串过脑子的场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回忆和叙说，权且称之为“大漩涡中的小故事”罢。目的是作为大家茶余酒后的谈资笑料。请别往别的地方想。

 

不过大家明白，人们所处的环境，是其认知的源泉，笔者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现实做空泛的描述，这些“小故事”当中，可能有触及某些人神经的因子存在，可能令某些人不舒服，不愉快。为了把副作用减到最小，笔者在叙述过程中，除了尽可能地公平、客观，尽量避免掺杂个人的观点、甚至派性之外，还对可能涉及的人物、组织，…，隐去其实名，尽量以符号代替之。此即“对事不对人”之意也。

 

我这一生，成长于DMU，工作于DMU，大部分的经历，已在笔者的《75岁翁贾欣乐的博客》中反映出来了。唯独文化革命这12年（1966～1978）中的事儿到目前为止还只字未提。为甚么？难写唄。如上面说的。这次冒险而为，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边写边看看反应，边写边改进。好在文革这段时间笔者还是在DMU度过的，可见证的人大部分还都在，拙文如有不妥，还望各位不吝指正，并请见谅，为谢。

 

 

 

        一次偶而记起的简短谈话

 

○老师，笔者曾经的邻居，为人淳朴，根正苗红，一直在DMU从事政治课教学工作，是M的忠实崇拜者。

 

为表明此点，他在文革中改名为“向东”；两个儿子，一个叫“光明”，一个叫“正大”，连在一道，让你马上联想到M说过的一段话：“你们要注意呢，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集团呢，…。”

 

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老师似乎也紧跟不舍，早早把儿子送到美国深造，…。大约在1994～1995吧，笔者在DMU后山教工宿舍区，迎面碰上了○老师夫妇，自从他们搬来此地，大家已有许久未见了。寒喧过后，○老师有点肯定地说：

 

“你现在上下班方便多了吧？”

 

“和过去一样，乘班车。”我随意回答。

 

“没有专车？”他有点不信的样子。

 

“哪来的什么专车呀。”我又说。这回他显出激愤的神情：

 

“海运学院也太不像话了，博导怎么能不派专车接送呢。”

 

“…………。”他的话弄得我哭笑不得。

 

把这段谈话告诉妻，她也直乐。此后我们不时地拿这段“经典台词”开玩笑，15年之后的今天，偶而还会想起来呢。

 

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好了，自己买轿车的人有的是，我家对面是“沙河口区教师进修学校”，每当上课的一天，大广场挤满了小车，中小学教师都这样，何况大学老师乎？我年纪关系，否则也买一辆自己的“专车”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