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II）

                           —文革之后(2b)

笔者属于轮机系，在二班，班长就是笔者博客“一个真实的故事”中说过的L.，他现在活过来了，不象整党时那么狼狈了。L.班长“治班”花样确实繁多，各种馊主意层出不穷，将我们这10多个“战士-班员”折腾得不亦乐乎。他表演了许多拿手好戏。以下是笔者在乡下遇到的、看到的一些轶闻趣事集锦。时间是1971年。

买鹅蛋爆光    在农村需过的第一关，就是生活的艰苦，说穿了也就是吃的艰苦。学农基地自办食堂的伙食不灵，每顿饭有包米饼子一个，少见油腥的素菜一份。难得“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时每人才能分到一条红焖梭鱼、一份红烧肉什么的，这时长期受“熬苦”的我们，便会有点儿高兴，狼吞虎咽地享受美食带来的快感。可这样的“机会”究竟不是经常有的。一些人也想了些对应之策，笔者妈妈就想了个好主意：给我捎来了一瓶黄豆酱，用于下饭。这个东西领导和群众见了也说不出什么，情节尚未“过线”，岂知一吃，那酱里面竟有丰富的猪肉丁，吃一口香极了，这点秘密只有我自己知道，可怜天下母亲的心啊。

     大L.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上海人，平时有点特性，爱与人家进行个辩论什么的，“群众关系”不太好。他实在“熬苦”不住了，看到一位老乡家里养鹅，就问鹅蛋卖不卖，我买几个，给我煮好。这位老乡没把事情想的那么复杂，你买我卖，天经地义。他就找到连部，说大L.老师在哪儿？他要的鹅蛋我给煮好送来了，…。大L.私买鹅蛋的事因而爆光，引来一顿批判—不准私自购买社员们生产的任何东西。

    此前大L.已付出过惨痛代价了：也是文革刚过，工宣队带轮机系教师到学校附近的农村受教育，忆苦思甜，其中一项重头戏就是吃“忆苦饭”。“饭”完全是乾地瓜藤做的，没有一点粱食，可是“掌勺的”给每个人都打了满满一大碗，这可怎么个吃法呀，别说大L.受不了，连我这个贫农出身的人也觉得难以下咽。正在许多人苦苦撑持之时，某“连干部”说话了：“如果胃不好，（忆苦饭）吃不下，就不必吃了，这边盆里有小米粥。”这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几个人赶紧倒回忆苦饭，盛上小米粥吃起来，这里面就有笔者。见此状大L.也去换小米粥，正当他开始享用金黄的小米粥时，一拨人上来制止了他：“我们盯你很久了，请问，你胃有毛病吗？这小米粥是你该吃的吗？”接下来就是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批斗会，会上历数大L.的各种罪过，…。我抬头一看，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事，都细嚼慢咽地继续吃着忆苦饭，无论如何比挨批强不是？还是这些人精。为着这件事，笔者随后还专门在小组会上检查自己忘本了。

教你怎样干活       L.班长是农村出来的，人精明不说，干农活有的是力气与技巧，对笨手笨脚干活的人，就看不惯。一次，他见W.(女老师，年已近40岁)在挖土，觉得缺乏基本功，说，把铁锹给我。只见L.班长三下两下就挖出了一大堆土，接着他将铁锹往地下一撂：“以后就照这样干！”临走时L.甩下如此冷冰冰的一句话。她，城市小资出身，体弱力薄，又有妇科病，能响应号召，下乡锻炼，已经是尽力了，哪能还对之苛求呢，可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不是这样的，不知道应如何保护女性，更想不到这和人权有什么关系，连“人权”这两个字好像都没有耳闻，更不要说保护了。城里“姑娘”W.哪儿见过这个世面呀，班长这一套可怎么个学法呀？亏得她当时也老大不小了，若是个女孩子，还不得哭出来呀。

W.是位很乐观、很有风趣的人，是我同学的爱人，来自北京。干活中间休息时，大家坐下来，有的抽支香烟，人家W.女士却有兴致一个人去看大海；有次被农村野狗追着咬，滚在地上，她却机智地先护住脸；水稻丰收时大家情绪都挺高，收割过程中发出的声音引得她大发感慨：“唰！唰！多么优美的旋律啊。”由于这些“表演”，大家都愿意拿她开玩笑，她也不在意，她成了我们班的“开心果”，与她一起劳动，使大家暂时忘记了烦恼和忧愁。这可能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具体体现罢。

可惜回校不久，W.便患癌症,离我们而去，她仍旧死于妇科病，如果当初不下乡…。

夜晚喷药白天睡觉     种水稻最怕长虫子，治虫子最有效之法就是打农药，这谁都知道，关键是何时喷药效率最高，一般人就不是很明白了。L.班长发明一个理论：“虫子是晚上出来活动，所以要等到半夜打药，才能大奏其效”。于是 L.班长带领全班昼伏夜出，展开打药护苗大会战。到底收效如何，并无严格的统计资料，好在最终水稻获得了大丰收，我们大家夜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打药还算是没白费劲。不过若是白天打药难道就不行？这种想法当时倒是没人敢提。

劳动竞赛     在L.班长的导演下，我班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比拔草的进度：老九与社员比，老九与老九比，看拔草谁第一快，…。我班老M.最积极，其实他的身体并非那么壮实，可他总爱争抢第一名，从而获得L.班长的表扬。某次，老M.上午竞赛得“冠军”，但力气耗尽，下午无法出勤了，L.班长就特许其在家休息。可怜我班的几位女士，却从没听说受到过L.班长的什么照顾。

 “路线分析会”    拔草要又快又好，这对社员来说，不是问题，可对咱们这些老九来说，是何等的不易。H.是个典型，他北外英语系毕业，上海人，与笔者甚要好。那天水稻田里开展拔草竞赛，H.可为难了，由于缺乏经验，他不太能分清哪些是稻秧，哪些是草，加上近视眼，困难就更大了；可是进度又不能太慢，因正在比赛。无奈之下，他随意抓起一把，觉得那就是“草”，给拔了，这样左拔一下右拔一下，在他的身后，也留下了拔下的一溜儿“草迹”。

后来L.班长检察现场，发现有一列存在问题：怎么拔下来的经常不是草，而是稻子，这还了得！因为人已离开，都回去吃午饭，L.班长就找几个人回忆：当日上午左右是怎排列的？没费劲就确定问题出在老H.身上，证据确凿之下老H.只好承认是自己干的。

接下来，召开“路线分析会”，这名称是文革时发明的，说穿了，就是批判会。先由老H.自我批评。他说那些稻子从育苗、插秧、管水，施肥，长起来多么不易，竟被自己给拔了，对不起，我错了，…，说着泪如雨下。大家听了心里都很不是滋味，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据L.班长总结，路线分析会获得巨大成功，这种分析会的形式非常好，应广为采用…。

学毛主席著作典型     L.班长在我们二班树立了两位政治学习的典型：Q.和S.。这二人的共同特点是，好出风头，急于受表扬，当样板。为此二人夜里不睡觉，学主席著作，领会“最高指示”，整个晚上他俩的房间灯火辉煌。隔壁的我们大伙儿还能睡得着？

      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夜里他们折腾累了，白天却犯睏，那咋办，L.班长给他们放假呗。让他倆“在家”休息，学毛主席著作有功，不是吗。这样也算活学活用？

“我要杀人”      HXL，香港仔，DMU英语教研组教师。他小个头儿，稀疏头发，金丝边眼镜，夹克衫，尖皮鞋，骑“兰翎”牌自行车，配备摩电灯、电声喇叭、反光镜，一付雅皮士派头，也跟着下乡锻炼。粤人吃东北大饼子，怎么受得了？拉不出大便，肚子还疼的不得了。校医告诉他所在的三班，赶紧送瓦房店市立医院就诊。原来老兄患了肠梗阻，再来晚点，就有生命之虞。医院为之手术治疗，切掉了一段坏死的肠子，这才一点点缓过来。他能吃饭了，就到饭店，刚坐下，对旁边的女服务员叫了一声：“我要杀人！”吓得人家直往后退，为何杀人要到我们饭店哪。岂知，顾客要的是“虾仁”，熬苦这么久了，现在想好好补一补。

您说，语言不通，能闹出多大笑话。以上材料是陪伴HXL治病的黎明森老师回来当笑话讲的，错不了。

“你就是书唸多了”     一天下午，工宣队姜师傅叫大家拿着锹、镐等劳动工具，上大卡车“执行任务”。这是去哪儿呀，我们是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天已经黑了，才来到得利寺镇一户农家，看来与姜师傅认识。原来，我们是来此买苹果。拉到家已经下半夜了。姜师傅让我管帐，嘱咐苹果以原价卖给大家，算是对每个人的照顾。这些我都照办。等苹果卖完了，一算帐，赔了一笔钱。姜师傅一听，火了，对我没好气地说：“你呀，就是书唸多了。你说卖价和买价一个样，还有不赔的？称称还有不掉份量的？” 不管怎么样，总不能叫我掏腰包罢？我问赵会计，这欠帐怎么办，她告诉我，连里给报了，你不用管。这件事令我受不少教训。

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I）

                          —文革之后(2a)

上完船再下乡      1970年，笔者上船“搞教改”一年，在系里一般人看来，那已经很风光了：没事儿骑着一辆“凨凰跑车”在上海大街小巷转悠着，不时地还采购一些“紧俏商品”回家，真是占尽了“好处”。从机会均等的原则看，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上看，从各方面看，接着就得下乡锻炼了— 情况确如笔者预期的那样，或者说如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

在系里组织的“下船总结会”上笔者坦诚发言，说，一年的“学工”锻炼，收获不小，可显露出来的思想毛病也不少，比方说和同船的“年轻”同事闹别扭，从上海买回不提倡买的缝纫机，等等。总之，自己缺点还很多，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造，所以，自己觉得到农村去“锻炼”是现在立马应该做的……。您看，我的积极性该多高呀。其实呢，别什么事儿都等着领导宣布，自己早点“主动请缨”，不更能显出接受改造的决心强烈吗—反正领导早就定好了，即使你往后退缩，也无济于事，这一刀是免不了要挨的。1970年秋季，我就被宣布下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马上出发，时间到1971年末，整整一年。

从农村来到农村去      笔者对农村并不陌生—我本来就出身农村，成份贫农。可长期在都市上学、工作、生活，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认知标准等都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说我是个“城里人”还挺像的：身着西装上衣或美式米黄夹克衫、洋服裤，脚蹬褐色皮鞋；胳肢窝里夹着1～2本硬皮儿的洋文书，看上去或多或少还有点“学者风度”呢—这当然是指文革之前，那时笔者最多30几岁，心气正盛。等轮到下乡的时候还敢这身打扮呀？当然要大为收敛，尽量靠近农民装束，但有时仍会不伦不类，显现有矫枉过正之嫌。难怪社员笑着说我：到底是城里下来的，穿戴总是有个派头、风度，…。其实呢，装束如何，问题倒不大；你装得再像农民，心里如果没有劳苦大众，也不能说就改造好了，是不是？

连长和指导员     DMU的80余名下乡教师组成了“基地连”，连长徐承茂是部队转业干部，当过团长，为人诚恳、善良，对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很有感情的，知道关心爱护我们这些老九。他还需要顶住来自工宣队的各种压力。在极左思潮泛滥、各种绝招倍出的时代，他那样做是相当难得的。学农基地是靠组织农业生产，通过劳动，接触贫下中农，来改造这帮老九，农业生产是载体，只有打下粮食，产出稻谷，才能完成任务。老徐作为一连之长，深明此理，因之狠抓水稻生产，此举无疑十分正确，但怎样避免被人污蔑成“唯生产力论”？他还得不时加以防备。在他领导下，大家做到了生产、思想双丰收。时至今日，每次见到老徐，我都对他挑大姆指：“不愧是部队干部，好样儿的，你是我们的好连长，好朋友。”

指导员陈新丰，是哪一级的干部？副部级！DMU原校长，党委书记，这真是大材小用啊。这人确实具有老干部的品德与气度，记得文革收口的当儿，工宣队进校，他作为走资派、牛鬼蛇神、“变节分子” ，一直被关押在“牛棚”（“集训队”），那时许多“难友” 都羡慕老陈的修养，服贴他不谎不忙、不急不燥、不在皮鞭之下随意“招供”的本事，特别是他在那种环境下还有心思在茶杯中养花的精气神，要不怎么叫“老干部”呢，人家见过世面哪，党内斗争锻练出来的嘛。

可是这回下乡老陈也有难处啊，尽管已经“解放”了，可整党这一关还得过呀，对他来说，党籍就是命跟子。所以表面上看，他还是那末从容镇定，可他心中的波澜，却一定如暴风骤雨一般。所以他的“指导员”身份，实际上也就是个牌位，只有象征性意义。好在基地的人们都宽宏大量，非常理解老陈的难处。特别是有表决权的党员们，最后是痛快地通过了陈新丰同志的整党“检查”。给他除掉了后顾之忧。当然，为获此结果，检查中老陈也没少往自己头上扣些大帽子。

副指导员老邓，也是军人出身，至少也是个营级干部吧，他老实巴交的，默默无闻地工作，做的当然仅限于事务性的事情，到现在，笔者连他的名字也记不得了。

此外，基地还配备有：医生，护士，会计，厨师…一干人等，应有尽有。开始时，大家是借住在老乡家，后来基地自己盖了大批的房子，我们就“搬入新居”，DMU学农基地俨然就是一个五臓俱全的小社会。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劳动、接受再教育。与农民群众的接触更少了。

工宣队   说穿了，这批人就是四人帮的爪牙。以姜师傅为首的一拨下乡工宣队员，等于是太上皇，发号施令，基地的大事小事，一切他们咬尖，他们说了算。在乡下大家实际上就是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他们是怎样教育大家的？

插秧时某工宣队员自己不懂装懂，蹲在田埂上瞎指挥，有些教师不服气，喊他：“你倒是下水指导哇！”，结果他弄个大红脸，无趣地走开了；他们叫大家不许买农产品回城，自己却大包小篮地往家买鸡蛋；他们不断发起“学毛著热潮”，表扬“挑灯夜读”，搞得人人精疲力竭。

从金县满家滩到瓦房店三台子     这DMU学农基地的建设难度确实很大。光是选址，就改了两次。最初基地是选在金县满家滩这地方。一大片盐碱地，种水稻是蛮好的，但有一个问题：灌溉用水哪里来？这儿离海不远，可总不能用海水浇地吧？海水淡化？技术上不成熟，成本也花不起。那就只剩一条路：打井取水。初步计算，得打10米直径的深井两座，打下去能否出水，还不一定，…。总之，困难重重，但也不能轻言放弃，对吧。于是就确定井位（无任何科学依据，只是某些农民说那块地方是“龙眼”），我们这批老九马上就披挂上阵，成了打井工人了。愚公移山，我们挖井，都是修理地球，愚公是个偶象，可我们是硬碰硬要干出名堂来的，秋天打不下粱食，怎么向DMU交待？

     没过几个星期，“井”还没现出个雏形呢，连长和工宣队姜师傅就带领一批“骨干（包括笔者在内）”，转向“新踩点”—瓦房店市三台子镇考察，那里地处一条大河的入海口，水网密布，极似江南鱼米之乡，大片水田无人耕种，据说是成本太高，就说引水工程吧，也须要相当的投资—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有水有地，一切好说，DMU建学农基地不计成本，政治挂帅。这样与当地政府签定合同：DMU无偿使用镇的用地，但一旦DMU撤出，其一切建筑、设施归镇政府所有。这真是一个“双赢”的协议。说起来还是当地人聪明一点，眼光远一点—不到5年的工夫，DMU就撤消了学农基地，全布财产转入当地政府，这是后话。

前线打响，后续跟进，金县满家滩的基地放弃了，所有人马风风火火转到瓦放店三台子！基地连开始了新的征程。

全面锻炼     我们这批人，来此就是劳动锻炼的，来此就是接受改造的，接受再教育的，再无其它目的。我们可说是DMU基地的主体。共80多人：一班，航海系教师，管50～60亩水田；二班，轮机系教师，管180亩水田；三班，电工系教师，管30亩水田，兼管水泵站；四班，无线电系和基础部教师，专管大田、如菜地等。不难看出，主要的“项目”就是水稻生产。

几乎每个劳动锻炼者都经历了全过程：水稻育秧/插秧/看水/拔草/收割。在全体的奋斗下，当年基地水稻获大丰收，平均亩产接近1000市斤。250亩水田，共产水稻25万斤。用所有花销（汽车耗油，电，化肥，农药，盖房，大牲畜饲养等费用…，但不包括人工工资）平均，每斤大米的费用竟达1元，和27年后今天的粮价差不多，当时这可是个特高价，市面上大米每斤只有约0.2元。可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事关重大，哪能光算成本呢？再说，全校教工学生都吃到了基地生产的大米，我们生产的大米，那政治影响该多大呀！那我们该多骄傲呀！

每个人思想的改造都有预想不到的效果，对笔者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劳动者最伟大”的世界观更加深入吾心。

和社员接触     我们和农民接触最多的机会恐怕莫过于插秧时候了。老九们不会插秧，再说这活儿不是男人和年近40的女性干得了的。请求邻居—公社的帮助，人家派出了20余位年轻女子来做插秧示范。

开工当天，姑娘们个个穿上最漂亮的新衣，花布衫，紧身裤，鲜红的高腰防水胶靴，飒爽英姿，好象还化了妆，带上了各种首饰什么的，个个精神抖擞，俨然如同赴盛会一般。特别是看到她们插秧时，麻利的动作，姣健的身影，更感受到了一种健康的美，一种劳动的美。这就是我们接触过的新式农民。

我曾一直有个疑问：她们那些好衣服怎么偏在干活的时候穿呢？可仔细一想，她们成年六辈地劳动，穿新衣的机会还真不多，绝不象城里人那么消闲。插秧是一个集体活动的重要机会，等于是过节了，穿上好看的服装，大家比一比，给老九们看一看，心情更爽，何乐而不为呢。不知我这样想，是否表明，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些转变呢？

Prof.Ura访问DMU

              — 国外学者来访(7)

      说来事情有些突兀：原来笔者与Prof.Ura并不相识，大约在1995年吧，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人工神经元网络及其在船舶运动控制方面的应用，看文献过程中，得知东京大学工业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Industri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的浦环（Tamaki Ura）教授曾在该领域做过相当出色的工作，因之就产生了邀请这位教授来DMU访问、讲学的想法。基于个人在学术界与外国人交往的一点经验吧，当然，也是由于笔者在DMU也算是有一定的发言权吧，就直接代表DMU写邀请信给浦环。没想到事情竟是意外的顺利—他同意来我校交流，并提出，讲演将用日文进行。 

     这最后一点给我带来一个不大不小的困难：我们研究室的所有人都不懂日文，这学术交流可怎么办呢。其间就想到了航海学院的古文贤老师，他精通日语，且在东京商船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可说是个日本通。跟他一说，老古极痛快地答应给我们当翻译，并且积极主动地事先将浦环教授的讲座资料翻成中文，一页页写满工整译文的稿纸堆积成厚厚的一叠—古老师花费了大量心血为浦环教授的讲演作了充分的准备。笔者还曾担心古老师不熟悉ANN，能否进行得心应手的翻译，结果表明，这纯属多虑，译稿流畅得体，天衣无缝。

Prof.Ura在日本乃至国际水下机器人控制界可是位名人，他做研究的单位在东京大学就称被之为Ura Lab.（浦环实验室）﹡﹡，他的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他的工作极其繁重。那他为何那么痛快就接受素昧平生的笔者的邀请了呢？我现在回想，他能屈尊来DMU访问，学术上又不会得到太多回报（DMU并未进行AUV—水下自主机器人的任何研究工作），除了他对DMU的一般印象与对笔者的尊重之外，他的父亲曾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来中国东北生活过（做生意，开店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想藉此即会来中国“寻根”，故而同时将他的十来岁的儿子也一并带来了。至于他本人是否出生在中国东北，笔者手头还缺乏可靠资料，浦环本人对此也讳莫如深。

     在大连浦环最想看的地方是大连宾馆、青云街一带—伪满洲国时日本人常去、常住的地方。讲座结束之后，他让我找旅行社为他安排访问哈尔滨、长春、辽宁铁岭等地的事宜，虽说花费不菲，他还是乐于成行。旅行归来，浦环仍住DMU国际海事公寓。他给我看此次旅行的“收获”，原来是买了一堆“大料（八角）”，他说，你有所不知，在日本，这种东西非常贵的，烧肉必用，带回去送给朋友作礼品，肯定会受到欢迎的。于此不难看出，中西风俗习惯之区别，要是咱们出国回来，给朋友礼物，无轮如何，也不致“如此寒酸”吧？人家考虑的却是礼轻而情意重的东西。在西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便已全盘西化），你送厚礼给别人，肯定会被怀疑抱有不良动机（其实呢，就是在中国，这样做也心怀鬼胎）。

浦环的讲学是在DMU综合楼2楼国际报告厅举行，那里的投影和音响设备均是一流的。讲演情况颇为令人满意。Prof.Ura的学术水平勿庸置疑，他的表达能力也是上乘的，在课堂上他甚至将ANN的Back propagation 算法以特简捷的方式说得透彻明白。而古文贤老师的即席翻译，尤为精彩，真正把Prof.Ura的原意表达得淋漓尽致。Prof.Ura的英语水平，也相当可以，特别在论文撰写方面，更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但他的口语，连他自己都觉得稍有欠缺，但并不等于不能开口。故而在讲演的最后一个Session, Prof.Ura突然改用英语讲课，很明显，他要给大家一个“英文口语？照样能来！”的好印象。

讲演结束后，笔者请浦环教授在海香酒家吃饭，以表友情和谢意。这是学校旁边一家低档饭馆，当时选此地的理由是让他体验一下普通中国人的饮食环境，对此他欣然接受。当时会餐参加者有：浦环与他的儿子，古文贤教授与夫人，笔者和老伴，共6人。吃的东西没什么档次，不外乎大鱼大肉青菜之类。不过其中一道“生吃赤贝”却得到客人的赞赏，说这种海鲜在日本难得一吃，因为太贵。笔者接应，既然你喜欢，我们就让店家依法再做一回，大家仍一扫而光。那天大家还喝了些啤酒，情绪都挺好（见附加照片）。

       以后的交往：浦环回国后，我们彼此就没有进一步的学术联系了。但在接下来几个圣诞节，还互寄了Greeting cards,人们总是有感情的，不能过后就忘，是不是？（见附加的照片）。今天回忆，浦环教授的访问的确提高了我们在ANN控制方面的认知水平。

       浦环是个非常努力的学者，从网上我看到，近些年来他一直主持AUV方面的各种学术会议，不知疲倦地为国际学术交流做出贡献。祝他顺利成功。

﹡﹡The URA laboratory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s (AUV) as a platform for exploring our oceans, emphasizing the pursuit of new ideas,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always pursuing actual application of our robots at sea. The robot “r2D4”, constructed in 2003, explored vast lava plains at a depth of 2,700 m in the Central Indian Ridge. The robot “Tri-Dog 1”, constructed in 1999, took photo mosaics in the Kagoshima bay area at a depth of 100 m to map the distribution of Tube worm colonies and reve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ir underwater ecology. The robot “TUNA-SAND”, constructed in 2007, discovered a hydrothermal vent at 200 m depth in Kagoshima bay. Furthermore, we apply the underwater acoustic technology used by underwater robots to study the behavior of whales and dolphin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monitoring instrume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dian researchers to perform long-term acoustic surveys on river dolphins such as the endangered Ganges river dolphin.  

刘翔“退赛”引发的思考

刘翔因“脚后跟”伤痛而退出奥委会110米高栏比赛，在观众中、网友中、社会上引起惊愕、惋惜、痛楚，甚至指责和谩骂。随之而来的，刘翔得到的是理解、宽容、尊重、支持与鼓励，当然也有猜疑和冷潮热讽。

笔者以为，通过这件事，中国人的心态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全面，不单单以一次成败论英雄。

还有一点，笔者觉得应该提一提，那就是，是否参加比赛以及特定情况下是否退出比赛，现在全由运动员自己说了算，这体现了对他们意志、意愿的尊重；中国二号人物习近平还代表国家对刘翔发出了慰问和鼓励信。这意味着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不知道某些总爱以“中国人权”说事儿的西方记者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

                  睡梦中也能思考?

睡着了的时候也有人在思考？答复是肯定的。想的内容大多与醒着时候费神思虑的事有关，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梦）是也。

一个“新”观点   日本现代数学家、茶之水女子大学教授藤原正彦在回答日本《文艺春秋》月刊记者“藤原老师睡觉的时候也在思考吗”的提问时说:“睡觉的时候不思考的家伙算不上数学家”（载于“参考消息”2008年4月23日第9版）。这个提法给我以巨大震撼。

笔者赶紧把所说的这篇文章扫描下来，寄给同事张显库看看，因为我知道他好像多少也存在着梦中想事儿的习惯。该文似乎对他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在他近来写的博客“自己的假期” (2008-07-31)中我看了如下的一段描述，挺有意思：

   “ 假期的时间没有人打扰，完全由自己安排，做一些自己喜爱的研究，繁而不忙，是一种享受。昨天晚上回家一直想着白天的非线性推导，有了一点思路，就赶紧写下来，于是就越写越多，最后兴奋地说：自己终于推导出来了，可以睡个好觉了。可是睡梦中还是不断地在推导，反复验证，结果发现自己昨天的结果有问题，可能是不对的。醒来时越想越不对，白高兴了，这个推导有漏洞，有点惆怅，一看表5：40了，赶紧起来跑步吧。”这可以说是“睡梦中思考”的一个实例。

近代研究    哈佛医学院教授斯提克戈德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脑在睡梦中可以巩固已经获得的信息，并将其重新整合，换句话说，大脑在做梦时也在思考学习。﹡这就是“睡梦中思考”的理论基础。

更经典的例子     斯提克戈德的理论可以解释以下这则趣闻：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被一种化合物的分子结构难住，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分子由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组成，如果按照传统的分子结构理论，让它们组成一个分子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一次当他在炉火前打瞌睡时，在梦中看到了两条绞在一起的蛇在咬对方的尾巴。他从睡梦中醒来，茅塞顿开：这个分子一定是环形结构的！凯库勒就这样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

笔者的情况      本人喜欢躺在床上想事儿不假，但还没有真正达到梦中思考的层级。一般是在一种似睡非睡的模糊状态下想些与研究课题、工作、“讲演”等项有关的东西；或者开始时还处于较清醒状态，可越想越模糊，以至最终进入了梦乡，“思考”也不得不随之中断。即便如此，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有所收获，为什么呢？我常期患失眠症，躺下任何事情不想，也无法入眠；有了“睡前遐想”这个办法，效果好得多：既考虑了问题，又起了催眠作用，一举两得。笔者现在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就将写博客当成“正事”，一旦在“睡前遐想”中有了什么好的题目、好的语句、好的描述方案，赶紧起来记在小本上，以防遗忘，这也是受到藤原正彦教授访谈录的影响。

﹡这两段说法是在网上按关键词“梦中思考”搜索而得。

上船搞“教改”

               —文革之后(1)    

前奏

留用人员      “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是文革后期毛的一句著名的话，意味着我们这批在大学里工作的人，还不至于失业。但不是所有的人一起“解放”，需要分期分批地被加以应用。笔者算是很幸运的，在系里第一批任用的教师名单中就有我。究其原因，可能由于：成份好（贫农）？业务强？年纪轻？思想检察深刻？或者兼而有之？总之，C.连长（即系“革命领导小组”头头）通知我，下周起，到校机械厂上班。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欲用之，必先改造之”。最令人难受的，莫过于没人理你，让你整天在那里开会“斗、批，改”—好在那时不干活儿工资照发，吃饭不成问题，也没人考虑经济核算什么的。

到DMU机械厂劳动锻炼        知识分子“下厂”，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来的，不是让你指手划脚来的。因此必须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是我的座右铭。我的老师是厂里给安排的：车工于师傅。于师傅负责教我车工技术,其他的事他不管。在他的关照下，我初步学会了车圆弧、磨车刀等技术含量较高的活。我和于师傅倆几乎同岁，平常也有点儿认识，所以相处的还不错。偶尔我把活儿干砸了，他轻声说一句：“下次小心点儿”，就算过去了。总的说在厂里干活，心情还不错。

       一起下厂的还有李老师（女，华侨），我俩争先恐后地暗中较劲：自觉改造，好好表现。早晨我们早早就来到车间，做准备工作。冬天时我主动升火炉（车间里有好几个火炉）,在大批工友上班之前，已一切就绪。但本人机床旁边的火炉却不升火,以表节约、锻炼和接受改造之诚心，谁料想此事被车间领导知晓后，我未受表扬反而挨批:“你冻坏了不要紧,如果把机床冻坏了,谁负担得起?”我这时才意识到，低温对高速转动的机床吃负荷是不利的，因为滑油粘度增高，功率会过大。

      我在机械厂实际只干了两三个月就被安排上船— 搞教育改革。车工技术只学了点皮毛，怪遗憾的。

          船上情形

大庆27号      1970年春季，笔者被安排到大庆27号油轮上搞“教改”，即“教育改革”。“革”谁的命？当然是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也就是革自己的命呗。自知要向船上的工人师傅学习，向轮机员/驾驶员学习，不得有半点自负之意流露。一同来的还有杜老师（Du），董老师(Dong)，年纪都较我小，可能他们属于（或自以为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

       大庆27号是大连造船厂于1969年生产的第一艘15000载重量(15000tdw)原油船，总长163米，航速15.5节,型宽20.6米,型深11.15米。这是该厂历史上第一次自行设计建造我国到60年代为止最大的船舶，标志着工厂进入了建造大型船舶的新历史发展阶段。此类船共批量建造了15艘，解决了大庆油田原油南运的问题。

大庆27号油轮动力装置特点；主机为沪东造船厂生产的6ESDZ76/160型涡轮增压式二冲程大型可反转低速船用柴油机；三台国产中速柴油发电机组，每台功率约450千瓦；国产“三点追随式”控制的电动液压舵机；电动起货机；蒸汽驱动的锚机；低参数蒸汽锅炉；较复杂的货油加热、装卸及其遥控系统；…。这些在当时就算是“现代的”设备了。宽敞的机舱，舒适的生活区，餐厅，…，都是以往难以遇到的。能在这样的船上呆上一年，很难得呵，刚一登船，自己就这么想。

辅机与各种管路系统繁冗复杂，好在此前我上过船，加上自己肯努力，没用多久便相当熟悉，甚至可说是了如指掌。学过的各种工艺—车、钳、焊—也多少可以派上些用场。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加之个人积极性高，我争做一些机舱管理的活，如代替机匠值班，代替锅炉工值班，…；参加主机大修，吊缸；独立进行水泵维修；独立进行并联发电机组调负荷，换机，并机，…等操作；驾驶台各种仪器仪表的见识与熟悉，…。但主机的操纵除外，海船安全法规定，除非你已被任命为轮机员，或获准代理轮机员，否则任何人，任何时间，一律不准操车，所以在船上一年时间，我连主机的操纵手柄都没摸过

记得一次，船在长江中向下游方向航行，却突然发现主机操纵故障，给上车令，却“不来车”，驾驶台马上知道了，情况相当紧急—航速不能控制意味着航向、航迹无法控制，碰撞、触礁随十可能发生，那还了得。当时正是张老轨（大连工学院内燃机专业毕业生；“老轨”是轮机长的行业叫法，按此，大管轮→二轨，二管轮→三轨，三管轮→四轨）与四轨在机舱值班，分析可能是主机气动操纵系统的一个控制阀出问题了。正在手忙脚乱之际，我突然记得备件库里有一只类似的东西，急跑去取来，老轨说就是它，装上一试，好使，“车”马上来了，皆大欢喜。这说明我细心，没事在机舱各处转悠，摸熟了轮机部的那点家底儿。

与船员的相处      老轨李同福对我们这几个大学来的“知识分子”还是相当的关照。上船不久，李老轨就带我到机舱，给我看一台离心水泵，指指标牌上示出的工作参数，问我：“用这根管子（1″），把水打到甲板（高程20米），每小时的流量能达到多少立方米？回去计算一下。”这个小问题不到30分钟就有了结果，得出的数值可能与他估计的贴近，因此他有些意外，但李老轨当时一句话没说。过后他去问我那两位同事中的一位：“这个贾老师在学校是教什么课程的？”他未曾想到，我教的就是水力学，算这道题是小菜一碟。此后李老轨对我总是给出一付尊重的面孔。当然我对他更为尊重：船舶机工学校的文化水平，在部队里干过几年，能将万吨巨轮机舱所有设备的“管运养修”玩得转，能将轮机部的几十号人马调动得井井有条，还得兼顾上我们这些来教改的老师与学员，那叫不简单！

三轨李师傅主管发电机，可那几台机器自带的冷却水泵经常漏水，常期带病运行，他一时没招处理，我便请缨维修。我对“盘根（填料）做些改动，试了几次谁知效果竟相当的不错。因此在我们离船前的鉴定会上，李三轨说：“贾老师修水泵漏水，百发百中。”这个评价令我颇感自豪。

与老师们相处    在船上给工农兵大学生讲课等教学工作没我的份儿，《柴油机》课，《英语》课，都由D老师包了。看来此行我的任务是通过劳动“改造”自己，而非参与什么“工作”。

对于D的英语课，我无权过问，但心里嘀咕：“就您那点水平，一半中国腔，一半山东腔，哪儿到哪儿啊。”可人家愣是把课讲下来了，并颇受学员好评。

柴油机喷油嘴性能测试，在船上就算是个技术活儿，D老师干得乐此不疲，我只有打下手、一旁看的份儿；想玩玩吧，人家又不让。说实话，我真有点受不了这种待遇，心想，既然你把着这件喜爱的事情不放，那我干点别的，船上设备多的是，看看其它的也一样长见识。于是，第二天我就付诸实施：再不跟着D的屁股转，而是自个儿到机舱顶上看废汽锅炉去了。我的这一举动—“改造态度不老实”—自然被反映到有关领导。隔几天，D与我“交心”，语重心长地说：“贾老师，你自己说，你和我能一样吗？”这又回到本文开头提的问题上面来了：究竟哪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些人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现在也没有真弄清楚，更甭说37年前的当时了。

       好在过些天系里负责教改的L（即“一个真实的故事”中提到的“他”）到船上了解情况，L似乎“无意”间传达给我一个信息：“有些船员说：‘这个贾老师有点玩艺儿’”，意在对我安抚吧，这确使我的抑郁心情改善不少。

与工农兵大学生的相处         该船学员一共7个人，全是海军的退伍兵，自我优越感极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师，一般都是顺着他们说话，哪敢明目张胆地给予什么教育呀。我却是个不识时务的老九，见这些学员每日高枕无忧地睡到早7点多，洗洗脸就吃饭，一种理所当然的样子，一付心安理得的神态，就劝他们，在船上多少做点清洁卫生工作，如拖拖地板，扫扫垃圾之类的体力活儿。此言不合时宜，也没人加以重视。

逛上海     在船上时间长了，也敢伸展手脚了，看不少船员到港后骑自行车下地，我也将自己的“26凤凰”搬上船，把上海走了个遍。如骑车到外滩遛湾儿；骑车到南京西路、淮海中路为妻买“时装”；骑车到各处菜场买鲜肉或猪板油，带回大连，“分配”给缺吃少喝的朋友，当时一位肉铺师傅对我说，肥膘肉你买多少不限量，我们上海人喜欢瘦的，不吃这个；骑车到“哈尔滨食品店”、“泰康食品店”买些肉罐头、好吃的点心什么的。当时辽宁和大连人给“陈三两”闹的，只要是“吃” 的，管它肥瘦咸淡，一概欢迎；我自己到上海“采购”，都觉得有点抬不起头。

    改革开放30年，大连人，乃至全国老百姓，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不用我说，有目共赌。那些外国记者在这些方面也难于挑出什么毛病来；但他们不会闲着，这会儿正在把奥运会“政治化”方面大做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