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e (罗马)之游（下）

－留挪散记(11b)

Rome之旅的万花桶

吃早点没“买座位”，座位空了也不准坐，只能站着吃 在日本的“小排档”上买早点，只能在吧台旁站着吃，因为根本就没有座位。在大连自然博物馆的摊亭上买点儿饮料什么的才允许落座，否则就被告知：“这是消费座位”而请起。象Rome这样，买了早点还得再“买座位”，真是闻所未闻了，也是笔者少见多怪吧。

从宾馆打的到火车站“探路” 初到Rome的第二天一早，还没来得及买一份Rome市内交通图，我就跳上了一辆Taxi赴火车站，看看街面的景况，了解购买到火车票的一班手续等。一上车，我就告诉司机：“railway station!”他咕嚕了一声：“termini(意大利语，火车站之意)”，开车就跑，但我心里犯寻思：这termini按英文解释，不是终点站吗？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还不知前面路多远呢，难道他要把我拉到飞机场吗？犹豫了一阵子后，我终于喊道：“Stop! I am going to the railway station, not the airport. Let me get off!”别以为Italy司机听不懂我这点英语，他见我要下车，急了，口中边发出：“ku-ku- ku-ku”的声音，边用手和胳膊做着车轮旋转的动作，意思叫我放心，肯定送我到火车站。至于中途他“转悠”了我多远也没法弄清了。这一段经历我回国后讲

给计算机80级的同学们听，竟引起哄堂大笑。

在Rome火车站遇神秘华人 1982年10月XX日晚，我到火车站买第二天赴Genova的夜车票。要知道，我的导师Engja教授给我安排的旅行日程，都是晚上乘火车，白天开会或游览，既省下了旅馆费，又不耽误功夫，一举两得。那是25年前的我，还勇于应对，放在今天，我真是老而无能为力了。在车站转悠的工夫，突然旁边蹿出一个黑头发、黄脸皮的华人，让我颇感吃惊。说句实话，那年月，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外国城市，看不见华人，倒觉得安稳一些，一旦遇见了，却很是为难：他是香港来的？台湾来的？还是来自大陆或西方世界？会不会对自己有所伤害？一系列问题需要很快做出判断，以确定对之采取何种交往措施。这位老兄还真是让人觉得有点神出鬼没的。

“你是从哪里来Rome的？”这是他见我的第一句话。

“从北京。”我回答。

“不对，我看你象是从台湾来的。”他有点挑衅地说。这使我更加提高了警惕，莫非他是哪路的特工？难道想绑架我不成？我有些胡思乱想。于是把原本搭在胳膊上的西装上衣又穿在身上。我的护照、机票、旅行支票等宝贝可都在里头呢。

“你看，你看，见外了不是？”见我如此，他悻悻地说。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我也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势问道。

“我是香港来的，来此主要是搜集新款皮鞋样品，回去组织人照着做。昨天到车站换票，我的一个大拎包被人拿走了，今天来看看，有无消息。这儿小偷很历害的，你也要小心哦。”他的说法让我半信半疑，觉着还是尽快将他摆脱为妙。好不容易我借故去洗手间才将他“甩掉”。

第二天晚上我乘火车出发去Genova,刚一进站，就见那位老兄还在里边转悠，我赶紧溜到发车站台，要不让他看见，再缠住我就难办了，当时我想。这究竟是何许人也，今天已不重要，可回忆起当时的景况，还蛮有趣的呢。

中国驻意使馆的冷漠 出国在外，大使馆就相当于自己的祖国，就是自己的家。现在我国外交部专门设立为海外中国出境人员、华人、华侨排忧解难的机构，是深得人心的。可25年前我在Rome遭到驻意大使馆冷落的情形却与此精神背道而驰，直到今天提起此事我仍余怒未消。

去Italy前，驻挪大使馆三秘、我的朋友老秦，细心地告诉我驻意大使馆的电话号码，嘱咐我“有事”应记得请使馆帮助，并要我到该使馆找一X姓的三秘代办一件事。回挪前，我就拨通该电话。我告诉对方，自己是在挪的访问学者，来此开会。想到驻意大使馆“玩玩”，并且有事要办。谁知接电话者对我的一片热忱和期待却不理不采。我又问：“明天是周末，请问大使馆上班吗？”、“我现在xx地点，请问到使馆怎样走？”……，对这些问题对方给出的唯一回答就是冷酷的4个字：“无可奉告。”我气得实在不行，吼道：“你们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吗？”对方却成了哑吧：“……。”至今我还是没弄明白：难道这人是冷血动物？还是“反恐需要？”

不管怎样，我还是按地图找到了中国驻意大使馆。在大门两侧看见荷枪实弹的军警虎视眈眈，不远处还有警车待命，他们好象在“正常”执勤。在门口的“传达室”我见到了X三秘。原来老秦托他买了一个手摇面条机，要我带回挪威。我见这个物件小巧玲珑，功能完善，价钱又不贵，就问能否也代我买一件，那位三秘乐于助人，满口答应。这东西回国后在我家很风光了一阵子，直到现在还好好的，可惜用的机会很少了。

返程回挪去错了飞机场挨宰 时间很快过完，我在回Oslo之前，还得熟悉一下去Rome机场的交通.为此我问宾馆老板，Rome一共有几个机场？他毫不迟疑地说，只有一个。这样我就放心了。乘公交先去看看（此时我对Rome的市内交通已有相当的了解），感觉这个机场非常巨大、繁忙，与我来时的景象明显有别，可我还是未加怀疑。临走那天，飞机是下午起飞，我上午就出发（我是一个办事细心的人，凡事留有余地），乘公交车没费劲就到了机场，赶紧拿出机票到“Desk”去问我的航班信息，那个Officer看了半天说：“你的飞机不是在这里起飞。你赶快转到Ciampino机场，好在时间还来得及，不过不要再回Rome市区了，直接奔过去吧。”我这才知道，Rome确实有两个机场，一个是Fiumicino国际机场，另一个即是Ciampino机场，险些误了大事。好心情也不翼而飞了。

意国的出租车司机何等诡诈，他见我急切要转机场，就知道有戏，一路上他好象十分加速赶路的样子，但末了他就动了歪心：将我拉到离候机楼不远的一处空场，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车钱不能按计价器的数目算，得外加“税”……。这乃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敲诈。但我的难处是孤身一人，又急着登机，要是在此地与之争执起来，也非上策，故只好自认倒霉。这就是所谓的“店大主欺客”。

在Oslo 机场被拘 到Oslo机场出关的时候,我被边防警察扣留，原因是我没有到挪威的再入境签证。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为何呢？当初为获得赴意签证，我的护照一直押在Italy驻挪使馆那里，临行匆忙，根本就没法提前办好反程签证。边防警察与Tronheim市警察局电话联系，证明我确实有居留记录。最后他们还是客气地放我入关，但要求我必需在一周之内到Norway移民局续办居留手续。

第二天，我就到Oslo移民局,官员们很友好客气，又给我续签了1个月的居留签证，并祝我在挪停留愉快。 我的Rome之行，至此结束。

Rome (罗马)之游（上）

－留挪散记(11a)

从“农村”到国际大都会 在Norway呆了两年，过的是寒窗苦读的生活，见的都是书本、文献什么的。驻Oslo大使馆的人说Trondheim简直像“北大荒”，我看整个儿Norway甚至Finland就是欧洲的农村。这是指“繁华度”说的，至于基本生活样式，西方社会还是均衡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吃到的汉堡包，喝的Cocacola，味儿是一样的。能从北大荒Trondheim走出去看看国际大都会Rome，心里充满期待不说，还存在某种不安全感。人们都说Italy的小偷厉害，必需倍加防范。有位Norway老者告诉我，他去之前将钱全部卷在折叠式的裤带里，以致再精明的小偷也难施其技。受到这些信息的刺激，飞机在Rome甫一落地，我的心情便不由得紧张起来。

我是随着一个挪威旅行团由Oslo乘SAS航空公司的航班到达Rome的。下了飞机，乘机场大巴到市内某中心点后，我就与旅游团分开，单独行动，一个星期旅程结束之后，再与该团在机场汇合返回Oslo。在此期间内我还要到Genova参加一个3天的国际学术会议。

只身一人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宗第一件事就是乘Taxi去宾馆，先安顿下来再说，路上花多少钱也只得忍受了。到了Italy, 就连叫Taxi这点小事也变得似乎有点难度：语言交流障碍。意大利人不熟悉英语我看比中国人不懂意大利语也强不了太多。好容易遇到一位看似颇有修养、鹤发童颜的老者问一下到哪里去叫出租车，谁知他的第一句话却是:“Are you a Japanese?”搞的我不大开心。其实也难怪，那年月，有几个中国人没事跑到Rome去蹓弯儿的？而日本在80年代经济发展已相当了得，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时尚了。还好，这位绅士领我走了一阵子终于到了可叫Taxi的地方。说句实话，那时的Rome市内交通比起今日的大连要逊色得多。25年的时间，中国发生的变化之大，当年可真没想到。

宾馆是事先定好的，check in 手续极简捷，办完就有一位矮个子waiter帮我提行李上楼，我给了他200里拉小费，他高兴的不行，主动告诉我许多事项，殷勤地做各种服务。可等我从Genova开会回来再入住，还是那个waiter,我只给了50里拉，这回他的笑容和热情却烟消云散了。确如人们所说，在西方社会，金钱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行的；那么在今日的中国呢？没钱照样玩儿不转。

Rome的一般描述 Rome有275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古迹繁多，宫殿、教堂、博物馆不计其数，广场、塑像、喷泉随处可见。除去这类著名的场所之外，就是一般的民居建筑，大多也是精雕细刻，历时久远，一件件都堪称艺术品。学建筑者而没机会访问Rome, 那将是很大的遗憾；同样，学绘画、搞文学创作甚至踢足球而不来Italy,那也是个不小的损失。

Rome 这样世界级的风景、文化圣地，从古到今，从五大洋、七大洲来的旅游观光者可说是不计其数；各类作家、学者、文人、政要，写过的游记、回想，其数目车  载斗量，华章妙句不胜枚举。对此，哪位读者知道的不比我多？以我这支拙笔，想写出同类文章，只能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这就是我的《留挪散记》的第（11）集-“Rome之游 ”迟迟难于出炉的原因。我现在决定用：看见什么，感觉到了什么，联想到了什么，就写什么的模式来写，绝不和别人去攀比。没有了太多的限制或期望，这还能减少一些我的精神压力，由此而得的“作品”也许会更自然而清新一些罢?—至少我自己的希望是这样。

帝国大道上两处最著名的景点

初到Rome，人生地不熟的，只能看着地图寻觅最著名、心中最想看的名胜古迹的位置。不到1公里长的帝国大道是观光Rome的坐标轴，它北起威尼斯广场，南端即止于圆形古罗马竞技场（COLOSSEO）。威尼斯广场的南缘上聳立着巍峨的祖国祭坛（VITTORIANO，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二世纪念堂），其西北方向不远处是有名的万神庙（PANTHEON），后者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建筑。上述这几处古（近代）建筑可说是Rome风景的精华之所在，如同北京之故宫、颐和园和万里长城。

笔者朝着竞技场的方向，由远而近地一路望过去、一路走过去，思绪好象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明世界走向两千年前腥风血雨的斯巴达克时代。边走边拍照，所得的几张相片还真不赖，其中一张竟然与今日网上下载的Rome竞技场风光照难分伯仲，25年后重新审视，真地使我相当高兴。有生之年  是否还能旧地重游呢？

圆形竞技场 这个伟大的建筑虽然已坍塌了一角，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历史价值，正好象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断臂不但无损于其艺术完整性，反倒更增加了她的神韵。COLOSSEO呈椭圆形，长188m，宽156m，占地20000㎡，外围墙高57m，原可容纳8万多位观众。由竞技场之外进入其内，只见竞技场上下共分四层，一、二、三各层由80个拱形门洞组成，每个门洞可能作为一位贵族家庭或更多亲属观看角斗的包厢；第四层则是开有许多小窗的墙壁，可能是供通风及透入阳光之用。广场中间为竞技台，即角斗勇士们互相决斗之地。

置身于这个生死角斗之所，遥想古罗马时期，角斗士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作为贵族们消遣取乐的工具的残酷景象，心中不由得升起了对奴隶制度的深切痛恨。可近来上网查看有关角斗士生活的最新研究成果，结论居然是：“古罗马角斗士拿高薪不亡命”、“打斗多数点到为止，90%能幸存下来…。”真情到底如何，我看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祖国祭坛 它是一个白色的建筑，气势雄伟，造型独创，是20世纪初的艺术代表作，为庆祝国家统一而献给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二世的纪念堂。1921年后，又称为祖国祭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牺牲的烈士墓。………

* * *

置身于Rome这座世界大都会，看到了数不尽的建筑艺术瑰宝，体验到现代西方生活的种种人文景观，才更感到东西方文化的的巨大差异, 才更觉得文化、学术交流之必要；才越发体会到国际大家庭合作、互补之迫切。才感到个人之渺小、民众之伟大；生命之短暂，历史之永恒。

p.s. 本文中所用照片,上两幅系Internet上下载而得,下面两幅为笔者1982年所照,采用256色扫描.这是笔者初次使用Windows Live Writer写博客。

 自行车驮着两个女儿到海港看大船

                                   －“父女情深集”（3）

大约在1969～1972的前后吧，文攻武卫式的文革已经接近尾声，“复课闹革命”等口号又响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学校的工做一点儿也不忙。当教师有一大好处：平时不需“坐班儿”。时间多了，有劲又不知往那儿去使，总得想些法子消耗身体内积存的能量吧？那时可不象现在，有能耐任你开公司、搞创收，随意施展个人的才华，实现升官发财的梦想。

那会儿人们只能是“小打小闹”搞点儿“外快”：捞海菜、剁鸡食，养鸡生蛋啦；退潮时“赶海”挖蚬子抓小螃蟹啦；夜晚不睡觉到水库去钓活蹦乱跳的鲤鱼啦，等等，就成为我的“业余爱好”。有潜水本事的同事则下海捞点海参、鲍鱼啦，等等。人们既享受了美味，补充了短缺的蛋白质，又消磨了时间，何乐而不为呢。再说，那时是“陈三两”当道辽宁，普通老百性的日常生活困难得很，每人每月只“配给”3两食油，按现在的减肥标准，只够6天吃的，你说大家怎么能不各显神通呢。可那时为大伙麻木的脑袋和保守的社会思潮所限，您就是再折腾，也想不到商品经济这条致富路上来。

多亏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离小康不远了。那些困难的同胞也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助等措施的帮助，逐步地也会走上衣食住行无忧的境地。这就是大家的福分，我这可不是唱高调。

再回到本文开头的时代。个人时间多了，除了忙活吃的，我就想着多和孩子们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妻是医生，免不了要“下乡医疗”，一去有时几个月，剩下我们三人，我得又当爹又当妈，可当时也没觉的怎么苦，好象做的还挺得心应手的。每到晚饭后，关着灯，我给她们大讲“三国”。什么“三雇茅庐”、“草船借箭”、“借东风”……，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点点中国古典文化的种子。有时父女三人同声唱歌，其悲凉之境，至今不忘。秋冬之交，我见小女儿的棉大衣脏了，亲手拆、洗，重新缝好，做工上不亚于某些粗心的妈妈，自己心中还有点儿成就感呢，但不知她尚记否？

下面是那个时代我与女儿们和谐相处的一个场景，写了玩的，绝无让她们如何报答之意。 1963年，我买了一辆“凤凰牌26″全链盒自行车，制做极为精致、油漆十分美观。在当时我这台“爱车”就相当于今日的“桑塔那”吧，我真是爱护有加，几乎天天擦，车身总是锃光瓦亮的，骑上去一点动静都没有，心里确实爽的不行，这是我的“专利”，别人谁也别想借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爱车的“关照度”逐渐降低，再说要同时带两个小女儿出去玩，必得对爱车做些改装。于是自制了一个小木凳，通过两条“腿”把坐板夹到车横梁上；下面，用长罗丝将两条“腿”固定在车斜梁上；罗丝长出来的两端就成了“脚蹬”，这即是为小女儿准备的“专席”；大女儿就坐车后的货架，于是三人“座骑”立马成功，就等着出游了。

那年，小女儿大概4岁，大女儿7岁。一个下午，天有点阴，我决定带两个女儿去长长见识-到码头看大船。从星海公园附近的家出发，直奔海港。因车身低，我用不着“张飞蹁马式”上车；需停车时两脚一伸就着地；加上我的“骑术”不赖，可说是艺高胆大，应对自如，走在路上信心十足，但精神是紧绷的，不敢有丝毫的大意。须知那样做绝对违反交通规则，可当时的大连，路上机动车极少，更难得遇上警察，我们一车三人沿途走了约1个小时，竟无人过问，也未碰到任何险情。

到了海港，进入客运站，我把两个宝贝女儿抱上窗台，不近不远地总算看见了大船的一点静态形象，至于它航行起来是个什么样子，坐上去感觉怎样？多少年后，她们才亲自经历。不论如何，她们还是非常开心，这正是我为父者的快乐。

一车三人出行的情况，除上述外还有一、两次，此外再未敢冒险了。

  我与Prof.Blanke 20年的友谊(1)

Blanke现为丹麦工业大学(DTU)自动化学科的教授，他擅长船舶运动控制、人造地球卫星姿态控制等诸多控制工程领域，理论上涉及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及容错控制等范畴。Blanke虽然算不上一流科学家，但也是一位尽毕生之力，在学术研究中孜孜不倦地追求，在学术交流中异常活跃的国际知名学者。特别是在容错控制领域，他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在Blanke的指导下，进行着有成效的研究。

我有幸结识Blanke，经20年之交往，深感其为人诚恳、善良，乐于助人，而且从不“耍大牌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之间学术合作的典型事例就是共同指导一位博士研究生（杨承恩博士），而且他为此化费了许多心血和金钱。

    本文以时间顺序概述自己与Blanke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可说是饮水思源，不忘友情罢。

1982在Genova相识      1982年在Italy的Genova(热那亚)举行的国际船舶自动化学术会议（ISSOA-82：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hip Operation Automation)，使我有机会接触世界各国船舶运动控制界的精英，他们许多都是毕业不久的博士，Blanke便是其中之一。他有北欧青年典型的外貌：高大英俊、兰眼睛金头发，说一口略带丹麦口音的流利英语。他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涉及《操舵伺服系统控制策略对船舶阻力的影响》—直到现在这仍然是本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项研究对我后来的工作深有启发。在会议接近尾声时的宴会上，我与Blanke等人刚好同在一桌，彼此才有了初步的交谈，仅此而已。有关该会的进一步说明，见笔者的博客：“留挪散记（12）-在Genova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86在Lund再相见     1986在Sweden 的Lund召开的 IFAC Smposium on Adaptive Control and Signal Processing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再一次与Blanke教授相遇。巧了，Blanke的博士研究生周慰吾也一同参会，周原是DMU李国栋教授的硕士生，获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厦门航海学院工作，被派往丹麦作访问学者，由此做了Blanke的博士生，专攻RPE(Recursive Prediction Error)系统辩识，当时他的论文已近完成。

       周慰吾见到我，显得异常热情（原来我们在DMU并未见过面，我也未听说过他），一再向他的导师、同事介绍说:“这（指我）就是我在DMU读Master时的Supervisor!”此举把我弄得一头雾水，这是为何呢？难道这样能给他“装脸”？不管怎样，我只好顺水推舟，可那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后来，1991年在Switzerland 的 Zurich再遇见周时，他却摆出一付“老驹”的样子，原来的谦恭早就云消雾散了。人生就是如此，这是后话。但无论如何，有周慰吾这层润滑剂，我与Blanke的关系还是接近了不少。此会后不久，Blanke接任IFAC CAMS(Computer Applications of Marine Systems)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时，便聘请我为该学术委员会唯一的中国学术委员。

1989在Copenhagen对我的关照     1989夏天，在Denmark的Copenhagen附近的Lyngby召开了CAMS学术委员会主持的第一届学术讨论会（CAMS’89:IFAC Workshop on Expert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in Marine Automation）。当时“六.四”事件刚过，外交部、交通部对出国人员审查、限制均很严，所幸我的参会申请未遇到困难。在国外，可能是为了安撫心有不快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对西方民主心存感激，丹麦自动控制学会及STL船舶自动化设备与系统有限公司代我交付了所有的会议登记费和旅馆费（约5000丹麦Kr），我则在公开场合对此种资助表示谢意，但绝不涉及政治问题。

     讨论会中间，召开了CAMS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参加者：Prof.M. Blanke(Denmark),Dr.C.G.Kallstrom(Sweden),Prof.J.V.Amerongen（The Netherlands),Prof.M. J. Grimble(Great Britain),Prof. T. Koyama(Japan), Prof.J.Selkainaho(Finland),Prof.X.Jia(China),Prof.A. Tianno(Italy)。

 会上，每位Member介绍了自己的概况，讨论了后续的学术活动问题。我的自述中谈了两点：我的知识是轮机工程、工程力学、控制工程的混合物；我曾駐足于两所著名高等学府：Tsinghua,NTH。三天会议期间，每日午餐由DTU供应，全体与会者在大厅吃饭，但Members 是在单独的一桌，那还是有一点“威风”的（我的感觉）。

      讨论会按主题分成几个相关分会场。Blanke 在会前亲自调试各分会场的投影设备和扩音设备，这点让我更加体验到了他的求实精神，更加拉近了与他的距离。各学术委员则轮番主持各个Sesstion。我所主持的是“Autopilot for Ships”会议，由于准备充分，相当顺利、成功。.接下来，做为一个Plenery Discussion的主要发言者之一，我的“表现”还相当可以。     

  会议快结束时，Blanke在他自己家用Light dinner招待我和几位日本人，

他妻子亲下厨房献艺，餐桌之精美布置与美酒佳肴相映成趣。第二天，Blanke又单独车接车送邀我到他家做客，宾主尽情地聊，更加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他们的儿子已经和Blanke本人一样高了。但我隐隐约约感到这个家庭主人的婚姻可能存在不稳，原因是，女主人显得过于苍老，与男主人的风华正茂极不匹配…。此事不幸被我言中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