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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July 病中感受的温暖-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8)
病中感受的温暖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8）
1999年6月，我的学术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当时最主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审查杨盐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不确定系统的鲁棒控制及其在船舶运动控制中的应用》；二是准备7月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14次世界大会（14th IFAC Word Congress），会上我们要发表一篇重要论文：“Design and Sea Trails of a New Autopilot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Controller” , 该论文被排在8c-02:《Intelligent Marine Systems》分会的首位宣读。
审查论文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说句老实话，导师想完全弄明白博士生的论文，评价其中具有创造性的“闪光点”，有时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你得深入其中，仔细阅读（一遍是不够的），必要时还得调阅他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对他的理论演绎、公式推导也需验证把关，这正是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搞的紧了，杨盐生问我：“贾老师，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我的回答：“不是不相信，只是希望把工作做的更严谨，免得将来被挑出毛病，那样的话，你我都难看。”现在有些高级学者，带博士生比本科生还轻巧，一带就是30～50名，真得佩服人家的大手笔和大智慧，对比之下，我只能算是“小儿科”。这个小儿科工作还没做完呢，就发生了一件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引发很大变动的事情－我突然“大腿骨折”了。
6月27日，星期天，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开着洗衣机，一边查看有关资料。待我中间到厨房看一下时，发现地上的水已经没过脚脖子了，原来忙乱中我将排水管末端误挂到室内暖汽管子上，结果污水全部流到地面。我赶紧关闭洗衣机，拿桶来舀水。忙乱中滑倒在地，一下子右腿不能动了，人坐在水里，妻用尽力气才将我拖到走廊，我知道：“坏了”。妻赶紧请来她的同学，住同楼12层的王俭生大夫(大医附属一院胸外科主任)，他简单检查一下后，让马上送医院。叫女婿过来，请120救护车，送大医附设一院急诊，王俭生大夫也陪同并安排值班大夫给我关照。X光透视结论：“粗隆间粉碎性股折”，处置：住院。这粗隆间离“股骨颈”不远，如果断在股骨颈，那人就废了：只能换成人造的。所以我还算不幸中之万幸：还可以手术治疗。
这大医附设一院骨科T.教授，年纪轻轻的，派头可真不一般：查房时全科医护前呼后拥，病房的患者象来了救世祖似的，纷纷向他请安；他呢，也是一付居高临下、施福祉于众生的样子，频频向这一个点点头，问那一个病况怎么样，……。来到我的床前T.教授说：“你认识的人不少哇。跟我交代的不下4～5位；眼科郭大夫告诉我：‘患者贾欣乐是我老公的导师，你可得关照哦。’……这样吧，我给你用点好材料。”“您的意思，我需要做手术？”我问。“当然。”他肯定地回答。“听说也可以保守疗法，让骨头自然长上。”我又提出一个问题。“那你就得天天在床上躺着，几个月，腿上用钢锭拉着，那是什么生活质量啊。” 他在给我增加知识。“那手术后几天见效？”我问。“我让你一周之内能起来。”他答。“你说新材料是怎么回事？”我又问。“一种德国进口的‘智能钢板’，价格为8000元。”T.教授说。“这么贵？那我得问问我校医务所，能否给报销。”我深感为难。这时他说了一句：“你想花共产党的钱？那可是难哪。”那也就是说，我得自掏腰包买这种‘智能钢板’了。我用一般钢板接骨不行吗？对不起，大医附设一院骨科没有一般钢板！
再三考虑，由妻子联系我转到大医二院。经骨外科主任郑连杰（年令与T.教授相仿）的手术，采用普通不锈钢板，材料费才1000元，术后4天，我就坐起来了。住院1个月，出院后拄拐杖从头学习走路，锻炼3个月，我又可以上班了。这块钢板在我身上一直陪伴到现在。同样是大医的附属医院，相差怎就这么大呢。而且，后来我还听说，那时的“T.教授”还只是个“T.副教授”，您说他架儿大不大？牛不牛？
自从来到二院，我的同事、朋友、学生、邻居、各级领导，纷纷到医院看望，带的东西，几天就堆满我的病床周围，哪能吃得完？还得不断往家里搬。这真使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下面便是来看我的人的名单，我想藉助这个机会，再一次向他们给我的关爱，表示最诚意的谢忱。
吴兆麟——DMU校长 郭 禹——DMU党委书记 金以铨——DMU原党委书记 文小芹——DMU副校长 郑少南——校办公事主任 陈老师——校办公事副主任 张仁平——外事处处长 孙培庭——轮机工程学院院长 赵 军——轮机工程学院副院长 信誉昌——轮机工程学院院党总支书记 李德静——轮机工程学院秘书 刘 红——轮机工程学院党总支秘书 殷 红——轮机工程学院秘书 朱晓光——轮机工程学院秘书 邹积忠——校后勤处处长 殷佩海——轮机工程博导 贾传荧——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教授 赵德鹏——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教授 任 光——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教授 郭 晨——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教授 王兴城——控制工程教授 方祥麟——航海学院教授（老同学） 钱耀鹏——DMU图书馆馆长（老同学） 袁安存——电子信息学院教授 郑厚成——DMU体育教研室主任 王贤惠——控制工程教授 梁德群——电子信息学院教授 刘甘娜——计算机教授 吴厚烈——工程力学同事（朋友） 杨承恩——控制工程同事，我的博士研究生（夫妇） 胡耀华——控制工程同事，我的博士研究生（夫妇） 杨盐生——控制工程同事，我的博士研究生（已故）（夫妇） 张显库——控制工程同事，我的博士研究生 齐国清——电子工程同事，我的博士研究生（夫妇） 滕国库——控制工程同事，我的博士研究生 李如铁——轮机工程同事，我的博士研究生（已故） 朱利民——控制工程同事，我的博士研究生 王国峰——控制工程同事，我的硕士研究生 徐发综——控制工程同事 张钧东——轮机工程同事 张 旗——控制工程同事 丁淑华——控制工程同事 刘淑玲——控制工程同事 徐 焜——控制工程同事 毕英君——控制工程同事 颜德文——控制工程同事，我的硕士研究生 赵子祥——计算机同事，我的硕士研究生 赵广利——计算机同事，我的硕士研究生 刘 丽——九三主委，同事 王正良——英语老师，九三同事 刘 军——在校硕士生 于 成——在校硕士生 邱赤东——在校硕士生 谢宏基——在校硕士生 杨建华——DMU教工，邻居 杨 嫂——邻居 李连成——邻居 孙志溪——中心医院主任，妻子同学 陈香玲——中心医院主任，妻子同学 刘月梅——医大二院护理部主任 曲树德——劳动卫生研究所主任，妻子同事（夫妇） 张立法——大远同事，高工 朱绍庐——轮机工程博导（电话慰问） 潘延龄——轮机工程教授（电话慰问）。
结束本文时，我祝以上各位生活幸福，心想事成。
后 记 在此我得特别感谢我住院时为我服务的护工刘培孝师傅。在一个月时间内，他不辞辛劳，为我送水打饭、洗脸抹身、端屎倒尿，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夜里我小便，他是随时侍候。他可说是克尽职守，为了我恢复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我经常跟他聊天，彼此慢慢地也成了临时朋友。他动不动就管我叫“我的主人”，为有那么多人来看我而“甚感骄傲”；我呢，也尊重他的劳动，与他友善相处，有好吃的总忘不了他，白天妻子来医院，就叫他找地方休息。这种较和谐的“劳资关系”竟传到其他病房，引来好几位护工找我，看能否给他们“安排点儿活”。 刘师傅家里有不少难心事，也不避讳，我还给他出过一些解决矛盾的点子，但收效甚微。我出院后，与他电话联系了几年，最后中断了。想起来，他该有60多岁了罢，生活怎样？女儿就业圆满解决了？和老伴的关系改善了？愿他这样的好人一生平安。 26 July DMU的"讲演专业户"-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7)
DMU的“讲演专业户”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7）
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有时人家觉得我讲的话还有点意思，那是因为我很少即兴发言，通常在讲话之前都要细心准备发言稿，明确要阐述的观点，强调讲话的趣味性，以便吸引听众，基本上达到讲演完毕，发言稿就可以成文（或发表）的程度。举两个例子：（1）1984年我任DMU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主任，为撰写“上任演说”我一直工作到下半夜2点，可我的副手们担心，这种长篇讲演,可能引起系内教工反感，我考虑良久，决定还是“讲”，结果讲话大受欢迎，掌声一片，大家说我想的挺周到，一些观点也中听。（2）1991年，我离任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主任职务，临别要做非常简短之发言（无稿），但包含惜别、感谢、遗憾、期望等诸多内容，我在心里默想数遍才敢上台发言。过后，青年教师宋学峰（现在美国）对我说：“贾老师，你的发言很精彩，我现在还记得你说的每一句话。”这是我受到的最高的夸奖了。
1988年大连市在棒锤岛举行迎春高知座谈会，可说是群贤毕至，DMU有杨烈宇教授和我两人参加；化物所有楼南泉院士；大医有康白教授；铁院有张彦生教授；市里有于学祥书记，…。主持人开场白话音一落，我立即抢先发言，大声激呼，慷慨陈词：“高等学校人才流失堪忧”。好象在会上也引起一些同情。会后几名记者赶过来采访，第一句话问的却是：“你是教授还是副教授？”您说这位问话的记者是不是脑子有病？能上这种场面的，教授已经是最底线了。接着他们就要我的稿子，一看很成形，就拿走了，说是准备在大连广博电台播出，结果却无下文。
在我2001年退休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我在DMU的“讲演”任务相当繁重，内容当然都与科研、研究生教育有关。据我的记忆所及，至少有三次全校性的发言。
（1）1998年，辽宁省第？届青年科技工作者授奖大会，在DMU综合楼国际报告厅举行。DMU科技处请我以“老科学家”的名义在会上讲几句话。讲话的内容由我“酌情自定”，讲稿也不用先审查了。这对我是很大的信任，也给我不小的压力。
讲演一开头，我就借题发挥：“主席先生让我代表‘老科学家’说几句话，这使我深感惶恐。这‘老’字我是当之无愧的，至于‘科学家’三个字呢？我查了一下Oxford 现代英语词典，那里说：‘A scientist is a person expert in one or more of the natural or physical sciences’,换言之科学家即物理或工程领域的专家，这样说，我还贴点儿谱。什么评审会呀、鉴定会呀、答辩会呀，没少当专家。在座的各位年轻的朋友，都在一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都是青年科学家。今天，辽宁的新老科学家大聚会，对此，我谨向大家表示衷心的祝贺。” ……………… “我想藉此机会讲一下科学研究中团队的作用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一个好脑子、一支笔、一张纸的研究模式早已成为过去。支持一个院士，得有一个研究所；围绕一个教授，需要一个教研组；进行一项专题研究，得组织一个课题组。单枪匹马，是难于取得好成果的。因而我建议：在座的诸位，已经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把您的梯队带好；在一个学术梯队中干活的，好好工作，争取成为骨干力量，最后成为体队的领军人物；游离在学术团队之外的朋友，赶紧找一个‘老板’，从头做起。” 今天回顾，自己当时这点议论眼下还没怎么过时罢？
（2）1998年，DMU青年教师科技创新动员大会，在大礼堂举行。科技处提前1.5小时通知，让我发言。写细致讲话稿已不可能，只是初步列了个提纲就上台，等于是即席发言。我的讲话，排在最前面，名义是“DMU博导的期望”。我的讲话开头，同样借题发挥：
“感谢主席先生让我这个博导发言，告诉大家：我是个 ‘三无博导’：既无博士学位，又无硕士学位，甚至连个学士学位也没有。建国初期，我也做过博士梦，当时开展新民主主建设，号召全国‘向科学进军’，DMU每个青年教师都进行规划：哪一年当硕士，哪一年当博士，人人努力。可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原因，这个计划成了空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拨人被派到国外当访问学者加以深造，尽管大家苦苦撑持，努力奋斗，但由于年龄太大、加料太晚，大都收效不大。我的50大寿就是在国外‘当学生’渡过的。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的年轻朋友们，你们赶上了好时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促学术腾飞，政治请明正好努力。愿大家在科技创新上，大放异彩。这个大厅内悬挂的一副标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觉着这百年树人，指的是要把大连海事大学的学风搞上去，得花费几代人的努力，诸位的担子举足轻重啊……。” 前两天跟科技处的慕泽春老师闲聊，他说：“你当时的讲演，我现在印象还挺深呢。”
（3）1998年初冬，DMU研究生学位授予大会，在综合楼国际报告厅举行。学位委员会让我代表导师讲话：“吴校长说了，以后谁在当年的毕业生最多，就请谁做代表发言。”那年我有4位博士将获学位，看来发言是责无旁贷了。
当时中央领导有一个精神，要求干部要“了解国家，了解社会，了解世界”，我觉得这对学位研究生同样适用，决定就以此为讲演主题。DMU研究生毕业典礼那天上午，正当我在家准备讲话稿时，底下（我住16楼）马路上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抗议美帝国主义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突发事件使我大为震惊。
那一段时间，北欧正对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并把坚持正义立场的中国视为眼中钉，形势一直很紧张，但没想到老美竟悍然对我国使馆进行轰炸，我当时真的是义愤填膺，痛感祖国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在此情绪之下，我将毕业生要“了解国家，了解社会，了解世界” 与“抗议美国轰炸”结合起来。我告誡同学们：“21世纪将是不太平的。青年知识分子做为国家之栋梁，既要为建设我们的祖国效力，又要准备为保卫国家尽忠。”
有一点直到如今我也没弄清楚：当时党委书记郭禹的讲话（在我发言之前）中根本没有提到老美轰炸一事，整个会议中好象只有我“政治嗅觉”最高，您说我做的究竟合不合适？无论如何，总给人以一种幼稚、好显摆的感觉罢？
* * *
俗话说，“言多语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些哲理在我身上全都应验了。话讲的多了，有时不免自己也飘飘然起来，以致口无遮拦，说出一些有伤领导或未来领导（W.,.S.）的尊严的话，这便犯了人际交往之大忌。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得罪了上司，只好自己吃苦果子了。即使我现在忏悔，情况也不会有何改变。但我还是要说，如果有来世的话，那我一定会更加尊重每一个我与之相接触的人。 22 July 带女儿吃冰淇淋-"父女情深集"(2)
带女儿吃冰淇淋 －《父女情深集》（2)
大概在大女儿文隽3～4～5岁的样子吧。那时经济条件不好，但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多得到一些父母的关爱，多享受到一些生活的温馨，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打从她梢微懂事的时候起，我就抱着她、拉着她各处转悠。让她骑在我的肩上在鲁迅公园看大象（当时的鲁迅公园实质上就是动物园，您说大连文化局的领导是怎么寻思的？直到改革开放，鲁迅雕像才搬到南山植物园内，又建成了森林动物园，在大连鲁迅的名字才和动物园脱离了关系）；领着她到离家门口不远的“星海公园”看大海，感受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的自然景色…；带她去“文化俱乐部”看话剧；带她到我们教研组见见我的同事，结果她看到电动计算机“咔哒咔哒”地动作，竟吓得哭了起来……。为人父母，谁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在1965～1966～1967年代，我所能做到的，也只限于此了，绝对无法和今天的情况相比。但我还是从中感受到了难忘的天伦之乐。至于这些情节女儿还记得多少，我却没有再问过。
又一个星期天，我带她到街里去玩。最后来到了大连商场，该店和秋林公司、天津街百货大楼同为大连三大著名商铺。来到一楼，我告诉女儿：“爸爸给你买冰淇淋吃。” “我不要。”这回答使我有点吃惊：“那你想要什么？” “我要吃冰棍儿。”我真有点哭笑不得：“冰淇淋好吃。” “我就要冰棍儿。”孩子太可怜了，长这么大还没见过Ice-cream什么样。我有些生气地说：“你若是不吃冰淇淋，就不给你买冰棍儿。”就这样女儿才算第一次尝到了冰淇淋的滋味儿。 “冰淇淋好吃不？”女儿直点头：“好吃。”童心稚气，惹得邻座的一位叔叔直乐，我也笑着问：“那冰棍儿还要不要？” “要。”这才是我的女儿！鱼和熊掌全包了。
在那个年代，大人呢，也一样可怜。1970年代，我开始不断访问上海。也当过“洋盘”。每到淮海路一带玩，在食品店我总要买一块盒装的“冰砖（也就是便携式的冰淇淋吧）”，打开后用“调羹”（即小勺儿）慢慢挖着吃。我以为这就是冰砖的“标准”吃法。后来在浦东高桥镇吃冰砖，又向店主要“调羹”，没想到那店主白我一眼后，不客气地说：“你家冰砖是用调羹吃的呀？”“那你说怎么吃法？”我怯生生地问。“用手拿着吃！”老板的话让我大为脸红，也大开眼界。今日上海，我没注意当时那种盒装的“冰砖”还有没有；也不知现在的雪糕和Ice-cream又有什么大的区别。
还有一个笑话，不妨也讲给大家听。大约1989年，我在丹麦Copenhagen附近的Lyngby 开学术会议，住的酒店无偿提供早餐。一日，我忽发奇想：在牛奶中掺上橙汁，味道一定能不错，结果却出乎意外，发生了沉淀。我赶紧倒掉，怕人家笑话。据说（报载），还真有那么一位很不错的绅士（自封的），他在餐馆也犯了与我同样的错误，但他叫来了小姐，说你们的牛奶变质了。小姐二话没说，端来了第二杯奶。他又故伎重演…，又把服务员叫来。这次小姐低声而礼貌地告诉他：“这两样饮品不宜兑着喝。”这位先生也闹了个大红 脸，匆匆结帐跑出去，连头也没回。一笑。
21 July 为女儿送午饭-"父女情深集"(1)
为女儿送午饭 －《父女情深集》（1）
上个世纪70年代，物质匮乏，各种粮、菜、蛋、肉、水产品均凭票供应。可也有一些特例：大约是在1975年的秋天吧，大连渔业获海虾大丰收，副食品商店（即“供销合作社”）的地上大虾成堆地堆放。这东西照理说应存放于冷库内，伺机出售。可当时“公家”还做不到这点，故而只能动员老百姓多买“爱国虾”，每户都买个十斤八斤的，5寸来长的个头,每斤才0.8元，一时吃不了就晒成虾干。当时大家尚不知“冰箱”为何物。
那天，赶上黑石礁小学开体育运动大会，我就告诉两个女儿(大的13岁，6年级，小的10岁，3年级)，中午我会去大医大操场（借用）给她们送饭。做这顿饭不犯难，因为大虾正等着吃呢。再说“文革”期间，也没什么忙的事，时间非常充裕。我给孩子们做了油爆虾、炒鸡蛋、炒蒜苔、大米饭。每人一个饭盒，装的满满的。以今天的眼光，那不过是一餐普通的饭菜，可在那个困难年月，却非常吸引小同学们的眼球：通红的虾，焦黄的蛋，碧绿的菜，加上雪白的米饭，可说是颜色鲜艳，味道鲜美。两个女儿为此而感到在小伙伴中间“很展扬”（大连方言，自我感觉骄傲之意），甚至在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后一点是怎么知道的呢？今春（2007）在上海大女儿家做客，闲谈中，文隽说起，当时那顿午饭“香的都不行了”。我听了颇感欣慰自得。妻子感觉不公，说：“你爸可真有办法，一共就给你们做一顿饭，你们却经常挂在嘴上，记住一辈子；可妈妈成年六辈地为你们操劳，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哪？”说是没有反应，其实两个女儿还是都知道孝敬妈妈的，平时不断给妈妈来电话，时不时地给妈妈买些衣物。这次我们到上海没几天，大女儿就领我们逛〖珍珠城〗，张罗着给妈妈买珍珠项链。
这〖珍珠城〗位于沪西部虹梅路上，外观气势宏伟，内部装修也还算华丽，但不能与著名商场相比。各种古玩、珠宝、服装、鞋袜、箱包，可说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但良莠不齐，真假难辩。商家全为个体户，有的小本经营，有的占地数百平米，资金上千万。这里吸引大量外宾，他们主要是来买珠宝，光顾的都是较有层次的店铺，这样受骗上当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看来文隽到此是轻车熟路，进门后带我们乘电梯直到三楼，在一家小店问问价儿后立即转向一个门面豪华的珠宝店“Peipei”,那里的售货员年轻漂亮不说，全都一副老练淡定的样子，对付外国顾客也流利自如，到这种地方，价位是低不了的，我肯定地想。女儿一会儿将项链平放在绒布上，用手指捻着珠子，看看圆润、真伪情况；一会儿要求店方多拿几个品种出来看看。挑选了一阵子，又一再征求妈妈对颜色、款式的意见；妈妈的意见归结起来只有一条，别太贵。你说这老人真是没见过大世面，没消费过大钞票，就怕儿女花多了。经商量看好一串淡紫色的项链，一问价码：1700元。老伴立即说，太贵了，不要。女儿小声对妈妈说，您别管。于是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过程。这倒很有意思：买者与卖者谁都不说话，“对话”都反映在计算器的数码上，你敲一个，她还一个，外人不得而知。我俩则喝着店家提供的免费饮料，坐着休息。
你来我往地，最后女儿以350元购得了该商品。“价钱真可以呀”，我心想。我确实觉得女儿的“动作”.不俗，没白在大上海混这么多年。这种交易方式使我联想起小时候在农村骡马市场的情形：买卖双方把手藏在套袖里互相掐几根手指头侃价，既对外人保守了密秘，又突出了两者间的“亲密关系。”现在社会的进步体现在用计算器代替了手指头。
现在正是夏天，每日早晨跳Disco舞，老伴都带着女儿给买的珍珠项链，心里那个爽啊，就甭提了。 17 July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6)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6) －出版专著计划受挫
2001年是我的“黑色年”。3月刚被DMU“执行”退休；接着是9月在齐国清博士论文答辩会和学位授予会议中遭遇两位校长的“格外关照”，结果总算死里逃生，没有产生不可逆转的厄运；最后又在11月专著出版资助讨论会上，所申请的专著《船舶运动智能控制与H∞鲁棒控制》被DMU学术出版委员会否决。
专著《船舶运动智能控制与H∞鲁棒控制》可说是我“在位”最后阶段中教学、科研所得的总结，是我一个时期以来心血的结晶。该书已获当年大连市专著出版资助资金1万元，但DMU规定，这不顶用，还得同时通过DMU的审查，才能予以出版。而我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受到了无情的冷遇。是否该书水平太低呢？不会吧？，否则它怎能在大连市专著出版委员会上通过？要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中有好几个院士呢。等我后来将自费出版的书请丁德文院士“指正”时，他说：“想不到海运学院还有人能写出这么好的著作。”
也可能我太“在乎”这本书了，好像是志在必得，故而早早下了功夫，打听到了DMU学术出版委员的委员名单，我事先给每位委员发了一封手写信（以表诚心），十分恳切地告诉他们，我十分盼望在我退休后的第一时间内本书能得以出版，这将使我的心灵得到最大的安慰，请您大力支持，不胜感激，云云。其实，您想想，认识你的、有好感的，该投票的他总是会投的；不认识的，接到这信会莫名其妙，产生反感。特别是，那些本来就对作者有气的人，接到信就会早做投“反对票”的准备，因而我此举可说是弄巧成拙，咎由自取。果然，讨论当天，确有委员做长篇大论之发言，说明为何不能支持该书出版之N个理由，我没说错吧？当过XX评审委员的人（我本人也属此类）都知道，哪管只要有一个人在会上提你一个“不”字（即使有点婉转），那你这项申报就算泡汤。
反过来说，我的同学、朋友，人家书还没写出来呢，随便报个名参评，结果大获全胜（不过直到现在，他那本书还没影儿呢）。所以说，在DMU（在其它地方也一样），许多事不是单凭你的业务，而是靠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点笔者倒不是不懂，而是做不到位，因为这需要长期的感情投资，想临时抱佛脚，一蹴而就，是难得成功的。又想处处孤芳自赏，又想一点不受委曲，天下难有如此好事，从古到今，莫不如此。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古语是范蠡说的，可在2001年冬季，当我今生最深切期望于DMU的事，被无情地“枪毙”了的时候，我心里感受到的就是这句话的悲凉和激愤。在那个阴暗的时刻，用以安慰我自己的，就是普希金的一首小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哀，不要心急。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不这样想，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可能有人不理解，不就是一本书不能出版吗，还值得你那样大惊小怪的？殊不知，我对一些名利，不怎么看重，可对这本书，却是非常在乎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这书，就象是自己的“孩子”，十月怀胎都过去了，可到了 “一朝分娩”的时候，却不让你生，你说那是什么滋味儿？
好在我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我是动用了2万元科研费，加上大连市资助的1万元，共3万元，终于以“自费”的名义，使该书得以在〖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我难忘史洪原编辑的极端负责的精神，经他和DMU出版社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专著《船舶运动智能控制与H∞鲁棒控制》终于在2002年问世。其精美深刻的封面，漂亮的版面，独树一帜的英文图解，使该书在高端教育，甚至国际交流方面，具有较雄厚的实力。我的心愿，终算了结。该书：ISBN 7-5632-1554-1，国家图书馆收藏。
我这廉价的劳动力，DMU的第3位博导，为DMU创造了一生的剩余价值，而临秋末了，在学术认同方面得到的回答，连农民工朋友现在所感受到的人间温情都不如。DMU是可爱的，“朱时代”、“周时代”、“陈时代”、“司时代”都是温馨的，惟有那个W.时代的官居显位的一小批人却是冷酷的。事情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但愿今日的DMU多一些人性化的、和谐的因素。现今DMU党委书记王昭翮是我的一位忘年的朋友，我愿以上面最后一句话提醒他。
16 July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4a)
7年博 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4a） —《航海动 -"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建设中我的工作-(a)参观访问
《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建设，作为DMU 211工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贯穿我7年博导生涯的全过程，花费了我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光是论证报告、设备购置规划、重点实验室申请报告、自评报告等就写了12～13份，各种论证会汇报会、协调会开得头昏脑涨的；各个分实验室间的协调、互联更是费尽周折。好在实验室终于建设成功，并且被交通部认可为部重点实验室，我和同事们的努力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结局，心里觉得高兴。
这个实验室建设确实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苦累不说，等实验室建成了，交付“用户”使用了，就没你的事儿了，你的成绩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你的贡献究竞是什么，谁能说得清？好像这实验室天生就应该是它现在这个样子。不像耕田种地写文章：你耕作，庄稼就会生长；你下笔，美文就会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单纯从个人利益着想，干这活亏大了。可话又说回来，事儿轮到自己头上，你还真不得不努力干，就算对DMU的一点微薄的贡献吧。至于说有没有受到什么“表杨”？好像没有，这人做工作倒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好评或奖赏，可话说回来，如果校首长领导艺术纯熟，说几句好话，都能温暖人心，若再有些“表示”，效果就会更好，这方面为“头儿”者还真得向“现代资本家”学着点儿。
言归正传。1994年，为进行211工程项目的准备工作，DMU派出了以211办公室主任厐福文为首的小组出差调研，成员有：贾欣乐（负责轮机智能化实验室建设）、贾传荧（负责航海模拟器建设）、赵德鹏（负责电子海图“ECDIS”研制）、宫德明（科研处副处长），当时暂还没有建立轮机模拟器的计划。
我们一行先到长春，访问吉林工大《汽车动态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接待我们的是该实验室主任、博导、工程院院士郭孔辉先生。这位院士同时又是一汽的总工，可说是理论与实践兼备，能文能武的全才；特别是其儒雅、谦和的风度，令我大受教益。他先陪我们赴宴，然后安排到实验室的具体参观座谈事宜。在他的关照下，我们看到了想看的所有东西，所问的各种问题均得到了真诚的回答，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通常因为同行是冤家的观念作怪，被访问者说话总有一些保留，关键之处留一手是不足为奇的。
该实验室的规模宏伟（占据一幢大楼），投资很大，设备先进。那些CGI(计算机生成的动态图象-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部分,即三维动态图象,看起来固然给人以深刻之印象：汽车在“向前开动”，两旁的树木、建筑物纷纷迎面而来，其感觉与置身于实际飞驰的轿车中时的感觉不相上下；但该实验室真正高级的还是那套驱动汽车物理模型进行多维运动的电脑控制的液压伺服系统 (见图)，它可使研究人员或被培训者获得在各种车速、路面、环境等条件下有关汽车震动、颠簸…的真实感受，真正实现了“动态模拟”功能，给我以很大震撼，此行获益菲浅。该实验室的网上介绍称： 【实验室在“整体系统自行设计与集成，关键部件国外引进，一般部件国内配套，软件自行开发”的总体技术路线指导下， 独立自主地开发与集成、成功地研制了我国首台开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1996年12月，该驾驶模拟器以世界先进水平的评价通过国家验收， 研制总投资验收审计为2380万元人民币，仅占国外同规模开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的十分之一。目前,该模拟器的总体性能和技术指标居亚洲第一、世界先进水平。】
接着一行人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仿真技术研究所》参观访问，藉助于科研处老宫的个人关系，北航还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派一位干部陪同参观，但他只管“人事”,即引路、安排午餐等，不管“业务”,对所看内容不加任何介绍或评论。
北航《仿真技术研究所》的工作重心是自行研发包括“MCGI实时计算机成像系统”、“民用飞机飞行模拟器”等方面的产品,后者的主要部份也是一种带小型液压伺服系统的座舱，但其规模、先进程度无法与吉林工大的汽车座舱相比。北航的科研人员分成几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好象几个人搞一摊，整体性不太强。但不论如何，还是不虚此行。
纵观两个单位的模拟器，我们看到，其研发目的有明显不同：吉林工大的模拟器主要用于研究汽车的动态性能，并兼作驾驶员培训之用，故而要求具有模型精确度高、仿真实感强等特点，简言之，系统等级非常高，研制可以说是不惜成本。北航的模拟器主要是做为产品出售（或者说，准备出售），生产台数多，精度稍差，但性能价格比较高，未来的获益将是可观的。
DMU的航海模拟器（首先是驾驶模拟器）研制，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参观过程中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出现。
吉林工大汽车动态模拟器和北航民用飞机飞行模拟器的外形见附加的照片。
07 July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5)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5） —中国学位教育中难得一见的奇事发生在DMU
再提“万金油博导” “万金油博导”这个称呼纯粹是我自封的，寓意在于：本人学业不精，“样样通，样样松”，往好里解释，也可与“涉猎较广，知识面较宽”挂钩。我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研究方向逐步由“复杂动力学系统数学模型化与仿真”、“自适应控制”、“H∞鲁棒控制”等向“混合智能控制理论及其在船舶综合监视与控制中的应用”转变。我那时的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内容涉及航海/轮机/电子/自控/计算机诸多方面。我招的博士研究生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的“国籍”遍及DMU各个角落。在那一个时期，来报考我的博士生也相当的踊跃，有人说，简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参见下列简要信息：
杨承恩 1994级，来自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在职，1998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蒋丹东 1994级，来自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连读，1997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杨盐生 1995级，来自航海系，在职，2000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已故）； 张显库 1995级，来自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在职，1998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胡耀华 1995级，来自电子工程系，在职，1999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齐国清 1996级，来自电子工程系，在职，2001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朱利民 1996级，来自计算机系，在职（后到Canada定居）； …………………………………………………………………………………… 滕国库﹡1998级，来自计算机系，在职； 李如铁﹡1998级，来自轮机工程系，在职（已故）。 注﹡该2位博士生已于2001年转为由其他导师指导。
齐国清的学位论文概况 齐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FMCW液位测量雷达系统设计及高精度测距原理研究》。在论文绪论的～1.4 本研究在轮机自动化中的应用展望～一节中写道： ……“在综合航行系统框架内，各货油舱的液位、船内各燃油舱液位及淡水舱液位均在实时监控之下。液位传感器的精度在某些情况下至关重要。以一艘1.5万吨级油轮为例，如果出口成品油时，液位测量正差为1㎝，每航次的损失即达4万元。”……“本研究获得的成果为开发国产高精度液位测量雷达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俗话说，好饭不怕晚。齐的论文共进行了5年。倒不是他不用功，而是各种因素拖了时间，再加上他学问上严谨，各方面的成果都要求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好的水平。结果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各位论文评审者对论文的评价都较高。答辩申请得到吴兆麟校长的签字批准。
齐国清论文答辩过程中发生的稀奇事－S.副校长发难 2001年秋季的一天下午，在轮机工程学院专业实验大楼三楼学术报告室进行齐国清的博士轮文答辩。当天学校停电，齐国清特地从西山电航楼搬来了两个大型蓄电池和变频设备，连同电脑等足足拉了一卡车，为的是把投影系统开起来。
时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的是S.副校长。答辩委员有：孙培庭、任光、殷佩海、孟宪尧、蒋志凱、王宏禹（书面投票）等教授…。那时我已退休（2001.03），只有旁听的份儿，没什么发言权。
这次答辩会的气氛异乎寻常：S.副校长（答辩委员会主席）一上台，既未宣读答辩程序，也未介绍答辩委员会成员，第一句话就是：“小齐呀（指答辩人齐国清,其实S.和齐两人都是77级毕业生，还是DMU的硕研同学，你听S.的口气多大呀），我以前就跟你说过，你的论文不能在我们轮机工程学科答辩，到了现在，你看怎么办哪？”此言一出，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校方或学院方认为齐的论文有问题，怎么事先不告诉导师一声，非要等开会了才发动突然袭击呢。看来答辩之事已被S.副校长给“枪毙”了，这位领导的城府不浅哪。
到了这种境地，你说我还能坐得住吗？我只得站起来要求发言。我说：“甚么是轮机工程？只有那些大铁块子才是轮机工程吗？它应该分为各个层次、许多个方面。在我们轮机工程学科的研究方向中，就有“轮机自动化”这一条。它涉及轮船机械运动的监测与控制；液位测量是轮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说，齐国清的论文符合这些规定。现在，你们强调“经典轮机”，觉得轮机自动化无足轻重，可倒退10年～5年，究竟谁在撑持轮机工程学科的门面？还不是靠朱绍庐的研究生（轮机自动化方向）和我的研究生（轮机自动化方向）吗？”
答辩委员、水产学院副院长、船舶电航专家蒋志凯教授接着发言，他认为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研究轮机工程问题，这样的学位论文完全可以在轮机工程学科进行论文答辩。
S.副院长词穷，他说了一句好象有点明白的话：“看来现在是应该在象轮机工程这样的领域中引入IT技术。”这样，答辩才得以真正开始。最后答辩委员以全票通过了齐国清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建议DMU学位委员会授予齐国清博士学位。
此举中S.副校长一副权威架式，以为这样就是国外洋博士应有的派头。照我看，如果他真正把德国人科学、严谨、注重因果关系的一整套哲学学到手，起码应该想一想，当初他是怎样与他的德国导师Grossman教授接上头的？其起源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当上领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谦逊、大气，和老一辈人叫劲，算什么本事呢。
2001年DMU学位委员会上发生的稀奇事－W.校长的“高论”没人响应 论文获答辩委员会通过，那只是完成了第一个必要程序，最后还需DMU学位委员会的批准。正是在那年11月份的DMU学位委员会上，吴兆麟校长（DMU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亲自出马，再次提出齐国清的论文在轮机工程学科答辩，“方向错了”。似乎在会上还进行了争论。
什么叫方向错了？跨学科带博士是教育部明文鼓励的。我曾参加钱令希先生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他学的是结构优化，做的是系统数学模型的降阶简化，明显地进入了控制领域，可没人说他方向不对，相反，却得到认可与好评。要是请W..校长去的话，恐怕他又该当众献丑了。好在绝大多数学位委员都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故而在最终的投票过程中，吴校长只争取到1张“票”,这张票我不说读者也猜得出，就是那位S.副校长呗，连他自己一共2人反对通过齐的论文，其他委员全投了赞成票。齐国清最后顺利获得工学博士称号。我愿借此机会向这些坚持学术正义的学位委员致以谢忱。
这样的事情，正是W.校长的“杰作”之一，正副两位校长的强权并未改写历史，在全国高校恐怕也是头一次发生。所以后来部里在W.校长任期未满的情况下，宣布其“不再担任校长职务”，我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我的心情和举措 人退休了，愿意享受一点安静的生活，特别在情绪上，不要受到大的刺激，可你说象齐国清答辩当中发生的，算是什么事儿呀。看来大校长、二校长都不想放过我，是不是我得罪过他们呢？恐怕是。我的研究生小杨说我：“你在位时到处放炮，得罪的人还少得了吗，连研究生部下面的人见了你都害怕。现在退休了，还想有好果子吃呀？”
我那时（2001）还有两位博士生在读（滕国库、李如铁），研究方向都具有跨学科特点，那将来答辩时还会有类似遭遇。What should I do? 惹不起，就躲。我把想法先和两位博士生谈了：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将打报告不再担任他们的导师，此举得到他们的理解与同意。
在给研究生部的报告中，我列举了三条“辞职”的理由：①身体不好；② 校领导对我的研究生选题方向存在看法；③两位研究生课题进展缓慢，不知加紧。这报告上去就石沉大海，再无消息了，我的理解：“报告自动生效”。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李如铁的逝世，让我感到悲哀。…后来又听说，滕国库已经被评上了教授，那我看这论文做不做也不怎么重要了。 03 July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3)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3） —轮机工程博士点评估
1995年DMU进行了211工程《轮机工程博士学科点建设项目》论证和预审,并获通过，大家当时欢天喜地。曾几何时，到1997年教育部进行博士点评估时，“轮机工程博士学科点”就被亮黄牌。评估指出该学科点存在的问题是：①科研项目少，成果不突出；②导师年龄老化；③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不足；④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无来源。有人认为，评估之所以未获通过，是由于研究生部负责人填报自我评估表时不认真、不科学导至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没有看到问题的主要方面。DMU在科研和学位教育方面瘸腿，可说是秃子头上的蝨子：明摆着的；填表再有本事，总不能胡编乱造，把无说成有罢？但不管怎样说，事情弄到这一步，研究生部负责人也是难辞其咎的，此后周主任的威望似乎就每况愈下了。
如何解决DMU科研项目水平低、科研成果少的“老大难”问题？早在1995年海大211工程建设预审会上，作为评审专家的交大副校长盛振邦教授就曾对DMU如何强化这一软肋支招，他说：“科研上不去，与研究生少有关。应该发动教授们积极想办法，到各部门去争取项目。许多工作是靠博士生去做的，取得领先成果后，可以再争取新的项目，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原话，由笔者记录）。”笔者认为，这句话确实是名校名师经验谈，道出了个中的“大实话”。
再看看我们DMU轮机工程博士点一个时期以来是一个怎样的情形。自1986年以来，只有一位博导的局面，直到1994年才略有改观，由一变成二。在此期间，采用的是“单飞”的方式，一个博士生毕业了，才招下一个，所以8年一共培养了3位博士。而“通信与电子系统学科点”更惨：多年竟没有授予博士学位。故而双双被亮黄牌，一点不冤枉。
博士点评审通不过，大大刺激了DMU各级领导的神经，也让我们做教学工作的人感到耻辱。改善博导年龄结构随即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到1999年，轮机工程博士点除我之外，其他几位博导分别是孙培庭（1997）、任光（1996）、郭晨（1997）,这三位都是年轻的博士(前两位在国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教授；年龄较我小5～6岁的为吴恒（1995）、殷佩海（1996），这两位教授的背景都是经典的 Marine Engineering。从这个简要的介绍中，您不难看出，从1997年开始，轮机工程轮机工程博士点导师的年轻化已逐步实现，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科学研究水平与论文质量的提高。
我的博导工作从1994年开始，到1999年教育部对DMU两学科博士点重新评估时，5年的拼搏，已使我或多或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已有4位博士生获得了学位（蒋丹东，张显库，胡耀华，杨承恩），我那时也成了轮机工程博士点最老的博导了。故而要应对1999年的轮机工程博士学科点再评估，我首当其冲，责无旁贷。自认为必须仔细准备，勿使有失。
●●我在轮机工程博士点评估中所做的工作 准备工作包括如下的内容： （1）个人材料的整理。 （2）填写《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学科96～98年个人材料登记表》。 （3）参与填报《博士授权点基本条件数据报表》。 （4）准备现场汇报发言提纲。
“轮机工程博士学科点博士生导师座谈会”于1999年5月28日上午举行。轮机工程学院方面出席“座谈会”的博士生导师有：贾欣乐、殷佩海、郭晨、任光、孙培庭（？）等。大家心里明白，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考我们，让我们几个博导面对国务院学位办专家组成员，为自己已经做过的工作进行答辩，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到会的评估专家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保 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 杨士莪院士，北方交通大学 袁保宗教授，大连理工大学 纪卓尚副校长，武汉交通科技大学 王呈方教授，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 王占军所长，国务院学位办刘 桔处长。在国际海事公寓二楼会议室里，专家们坐在桌子的一面，表情严肃；我们在对面，神情凝重，正襟危坐。一场交锋即将开始……。
在此之前，专家组已于5月27日听取了吴兆麟校长关于“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教育自我评估”汇报。据说，吴校长的发言超出人们的预料，他不但没在加强DMU的学科建设与学位教育方面做胸有成竹的献言，反而大谈本科教育如何满足STCW国际公约问题，并说这才是他做为DMU校长最为关切的事情……。吴校长一再在错误的场合，讲了错误的话，可他自己却从来不这样认为。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挺大的，值此风急浪紧之秋，当领导的却不上路，让我们小兵怎么办哪？我心里一直在嘀咕。
座谈会一开始，专家组杨士莪院士就单刀直入地说：“在大连海事大学轮工程学科，贾欣乐教授资格最老，也做了许多工作，请您就博士生的培养问题谈一谈。”这第一个考生就点到我了，我也只能当仁不让，如实回答。我说：“听说了吴校长昨天的发言，我感到很吃惊。我下面的讲话可能被认为是‘犯上’，可我还是想说说。我认为，按照他的那一套去做，肯定要失败。其实呢，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我们是完完全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办的。现在我手里带来了我的4位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审阅（其实人家早就看过所有的资料了）。”…“在博士生的论文撰写过程中,从题目拟定,开题报告,实验工作,文献查讯,文字加工到论文送专家评阅,都是按规范进行的……。” “就以论文送请评阅的专家来说，有702所谢懋纲总工，哈尔滨工程大学赵国良教授，上海海事大学李杰仁教授等（蒋丹东的论文）；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王广雄教授，清华大学谢学书教授，国防科技大学胡寿松教授等（张显库的论文）；有交通大学席裕庚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徐宁寿教授，东北大学王伟教授等（胡耀华论文）；有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Dr.Song, Aalburg University: Prof.Blanke, Hamburg Polytechnic: Prof. Holzhuter等（杨承恩论文）。”
我刚说完，另一位博导发言，他婉转地解释说，吴校长不是那个意思…，听得刘桔处长微微地摇头。接着郭晨教授发言，他说：“我和贾老师的学术观点是一致的…。”在会上似乎看出，DMU办学思想的矛盾和争论，贯穿在每一个角落和每一瞬间，想要取得一致与和谐，还有待时日。
会议结束后，一位我认识的评估专家对我说：“贾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心了。”…“我看过你们近来的论文，与我校相应院系的水平不相上下。”他的这个表态，等于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心想，大家的努力总算没白费。
在群策群力之下，那次学科评估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以通过评估而告终。但我背地里“吃了领导的豆腐”，究竟引起什么后果，我并不在乎，反倒忙坏了一些急于向上汇报的人…。
人们很显然要问，下一次博士学科点评估，我们DMU，我们的轮机工程博士学科点，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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