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东北航海学院的教诲与关爱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无产阶级航海教育家朱杰

1951年秋，我从故乡辽阳高中毕业，考入了我的第一志愿高校—东北航海学院轮机系，在此，我一直学习到1953年夏季三校合并。在那两年时间里，学院院长是孙大光，他很快就荣任交通部长，所以学院的工作由“教育长”朱杰主持。

记得一下火车就遇上了同班同学赵东明，我俩合租了一辆三轮车，拉着行李，向着心仪已久的东北航海学院（以下就用NENI：Northern—East Navigation Institute 来代表）进发。一路上看到了不少“高楼大厦”，走过了一二九街大连工学院和化物所的学院区，途经了斯大林广场的大连医学院校区，也经过了大连医专的校区，心想，若是我们学校的建筑也有这样的水准就好了。我们的“专车”由向西转为向南，沿白山路走下去。眼看就要到尽头了，再向前就快到山脚下了，才“发现”马路右侧有一座暗灰色的四层“丝糕楼”，它看上去是那么孤立和不起眼，完全没有“大学”应该具有的气派和光彩，说它是一座中专，倒较为合适。可这就是我翘首期盼的大学呀，我们真地到家了。食堂在马路对过的日式平房里；宿舍则在高尔基路南側的日式两层楼房内。那天中午食堂给我们准备的是苞米面发糕（因切成长方形而称为“丝糕”），炸刀鱼，味道好且不说，我这是第一次在学校里吃饭不花钱，新鲜，以后再不用愁吃和住，那叫爽！

那时心里的滋味，可说是既兴奋又失望。兴奋的是我当工程师的梦想有望实现了；失望的是，NENI缺少高水平的师资、设备，一切因陋就简。因此我和那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一样，陷入深深的不安当中。许多人闹情绪，个别人吵着要回家等来年再考。政治老师来做工作，说学校就相当于你的母亲，你总不应该因为她长得丑就要离开她罢？这话把那位同学感动得泪流满面，可过后该走的还是走了，一共走了两个人。留下的慢慢也就习惯这里的环境了。特别是院领导朱杰身上颇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人格魅力，吸引着莘莘学子。

朱杰是行武出身，曾任解放军营长，为解放东北立下汗马功劳，肺部一直残留着国民党军的弹片。同时他也是一位儒雅的“小知识份子” ,受过延安抗大的洗礼，可说是党内文武全才的干部。他当时与学生们的年令相差并不太大，跟师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能叫出每一位学生的名字，有事没事愿意和大家聊聊天，单凭这点，朱杰的水平就远在当今的领导之上。朱杰主张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主张在NENI大力张扬航海氛围。在他的办学思路引领下：——

游泳受到了高度重视，更是NENI的强项——史哲东老师曾在日本的游泳比賽中打败全部敌手夺魁，并因此险些遇害。由他教我们游泳，可说是大家的福份。先是到大连体育场游泳馆训练，等通过50米蛙泳标准，即放飞到海上练习。我的同学们没几个月就可游千米以上不费劲；唯独我自己，50米达标后再无长进，见人都难为情。我的上届同学王贵义，天津卫，他的自由泳的泳姿太棒了，速度可说是东北之冠，大家都以他为荣；后来院系调整，他随造船系迁至武汉，在那里他仍执牛耳久矣。每年五一刚过，大批学生下海；到暑假，更形成游泳的高潮，一个个晒的如同非洲人一般，大家却以此为荣。

操艇、驶帆——由武振东老师指导。在8名学员努力拼搏下，8只浆忽而切入水中击波推水，忽而滑出水面在空中划出一道圆弧后再次入水。舵手紧紧掌握航向，小艇在海面上飞快地直线向前航行，此时我的心里升起一种感觉：这个世界需要同舟共济。有风的时候，老师教大家收浆、立桅杆、挂帆，当小艇借助风力航行时，心里的抒畅滋味非笔者所能形容。

除各种水上运动，朱杰还爱好篮球、排球和田径，因之学院的各项陆上运动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他喜欢与学生相聚，故而那时我们经常“会餐”。一次在海港俱乐部的全校会餐，不但吃得好，气氛尤其热烈融洽，我至今不忘。如果是现在，几万人的大学，全体在一起聚会吃饭，能实现得了吗。

NENI的篮球队甚是了得，曾一度打遍东北无敌手。著名的球员有，“小二黑”颜承沪，为朱杰的第一号爱将，朱还介绍自己的妹妹于他为妻；我的同届同学“小广东”唐绍楨，他的球艺可说是神灵活现，左右逢源，真乃一名用脑袋打球的人，上篮时的体形真正漂亮，我最为欣赏；“小山东”XXX，由于球打的好，赢得NENI有名校花谭美玲的芳心，二人喜结良缘，…。

交谊舞也是NENI提倡的——不会跳舞、不能喝酒，那算什么海员哪。身旁就有现场指导—刘勋达教授（原远洋船长）谐杜美玲小姐（同届航海系同学）示范各种标准的交谊舞，确实令我这样没见过世面的学生羡慕不已。在此氛围下，我班张景哲、张君山、梁夏生等，均舞瘾甚浓，常到附近的医专“蹦恰恰”，张景哲还因此找到了自己最爱的人，喜结连理。NENI当时的銅管乐队可说是全市独此一家，由一位日本音乐家指导，我的上届同学常学谦任队长/指挥达数十年之久。每次上街游行，全校穿着整齐的制服，乐队在前面引导，走一会儿就吹奏一曲，那真叫带劲。这种自豪感你在别的工科院校绝对体会不到。

体育运动其它项目：长短跑-戴仁声先生指导；单双杠、器械操——王综先生指导；溜冰—凭个人爱好选择，我和两位同学在马兰河上溜冰曾陷入冰冷的河水，至今记忆犹新；乒乓球也是出自个人兴趣，有一阵子，我也可以打出几手漂亮的抽球；并校后，我还从上海同学那里学了几手桥牌技巧呢，那是后话了。

说真的，在NENI这2年里真有许多值得让我回忆、让我感动的地方。就说我的身体罢，中学时整日为吃饭、住宿问题发愁，营养不良，加上使劲念书，缺乏运动，故而总是病病殃殃的。到此之后的这段生活可说是多姿多彩的，它给我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素质培养，让我的精神与道德修养、科学专业与文化知识、体质诸方面，得到了较均衡的发展。慢慢地，我的体质逐步好了起来，个头略有增加，情绪渐趋稳定，学习成绩不断改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此外，我们还连续参加了“抗美援朝”、“思想改造”、 “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些对我一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在学术方面，尽管东北航海学院缺少名牌大学中的名牌教授，但在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还是给了大家足够的培养，请看：

《 高等数学》——由苏士德教授任课。苏老是老北大数学系毕业生（约在1935或1936年），他的不少同学后来成了名数学家，他和北大名教授劳君展也有学术交往。他教的《葛斯郎三氏微积分》，细微纯熟；从他那里我学到的有关数学分析的基本知识，至今历历在目，一些公式仍能正背如流。记得1981年，我在Norway NTH 做访问研究，一日Engja 教授故作匆忙状到我办公室，手中拿着一张纸给我看：“贾，你帮我算一下该函数式的导数，我觉得结果应该是下面那样的……”；我一看，原来是个复杂分式求导，立即客气地告诉他：“您的结果是不正确的；应该是这样，您看…。”后来得知他是为某种原因特地来考考我，岂知苏老师的学生，焉能被这个小小的问题难住了？

《物理》——由杨熙靖教授任课。他是加拿大留学生，平时西装笔挺，一副金丝眼镜，满口的英文名词，你真难于一下子就评估出他的水平多高，不过他教的《大学物理》还算明白。后来我才知道,杨熙靖先生在此之前曾任:交痛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务长，真是大有来头。他能屈尊来NENI工作，确实难能可贵。他的助教刘定宇先生刚从四川大学毕业，鼻梁上也架了一副眼镜，后屁股口袋中插一只巨大的计算尺，足有80公分以上，走路一晃一晃的，在55年前，这东西就相当于今天的手提电脑，能让人不佩服？他的另一名助教王绍勤，也非同一般，学问很好，戴近视镜，走路扬脸，傲慢之情溢于言表。可惜后来被打成右派，他的前程就此毁了。

《热力学》——由王化民先生讲授，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但学校只给了个讲师，我都觉得不够公平。王先生讲课话不多，可说是简单明了；他的一个习惯至今人们还津津乐道：只要下课铃声一响，他手中的粉笔立刻自动落下，这节课到此结束，绝不“压堂”一秒钟。

《锅炉》、《蒸汽机》——均由杜隆业副教授上。杜老师人称“杜老轨”，他是上海航务学院的早期毕业生，在海船上任轮机长多年，可说是既有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他的课讲的却不是很流畅，可能他的一口宁波官话影响了发挥，我们都很理解他。杜老好助人为乐，曾给我多次帮助。

…………

我最后要谈一件存放在我心里很久，应该表示感恩之忱的往事。1953年，我读大二时，家里遭灾，生活难以维持，妈妈与我商量，书就别念了，先找个工作，好养家糊口。我把退学的想法告知辅导员姜启新。他汇报上去，教育长朱杰与校级干部任进之顿发同情之心，说我的成绩很好，要想办法帮我跨过难关，为国家保住一个人才。后来是任进之带头，动员6～7位老师，每人每月自掏腰包，捐赠2元，每月共16元给我，共持续半年之久。这可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使我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此恩我终生不忘。

朱杰同志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无产介级革命家和航海教育家，他的贡献是永存的——在我的心里。我还愿藉此机会向：任进之，苏士德，杜隆业，王化民，姜启新，…等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2）

    －DMU申报211工程时做《轮机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论证报告》

所谓“211”工程是指，国家要在21世纪重点建设约100所高等学校和学科，目的是：促使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一步相适应；加强培养高层次的科学技术人才；增强综合国力。具体任务是：使一部分重点高校与重点学科达到国际同类高校与学科的先进水平；使大部分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取得较大成绩。很明显，学科建设成为211工程的核心。时间进程：1995年国务院有关部委开展第一批重点高校的第一期211工程建设，DMU在其中，于1995年秋开始论证和预审，并于1997年开始执行。

我做为一个在教学、科研领域中具体干活的教授、博导，能为学校效力的地方，除了上课、科研、指导研究生、撰写文章等“常规”任务之外，再有就是在涉及学校发展的几次重大的“活动”中，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可举出的几件事是：

●1995年，在DMU申报211工程过程中，我担任《轮机工程学科建设项目》的主要报告人；

●●1999年，在教育部对DMU轮机工程、电子工程两个博士学科点评审过程中，我做为轮机工程学科的第一答辩人，谈了本学科特别是我本人的工作，阐述了为什么说我们的工作符合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要求，为我校通过学科再评审做出贡献；

●●●1999年，在DMU申报交通部重点实验室“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过程中，我被任命为“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负责实验室的建设规划、协调、建设、申报与验收的全过程。

    前一项工作是在司玉琢校长的任命与指导下完成的；中间一项是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杨士莪院士现场指名之下进行的；后一项工作则是在吴兆麟校长的任命下完成的。藉此机会我要对两位校长的知遇之恩深致谢忱。

下面先把第一方面的工作，展开来谈一下。

●在DMU申报211工程过程中，我担任轮机工程学科建设项目的主要报告人

1995年，在当时DMU院系结构大变动情势下，原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已经被并入轮机工程学院，我作为原“计控系船舶自动化研究室主任和我的研究室不得不跟着找到了一个“新婆家” 。我本人与这位“新婆母”还真有点不一般的渊源：我大学本科读的就是轮机专业，留校后也在轮机系工作过较长时间：出国访问回来后脱离轮机系，另起炉灶，可申报博导时为了有成功的希望，却还是不得不藉助于轮机工程学科，这很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味道，但这说明，我还是离不开我的发祥地—轮机。

再回轮机，心中是什么滋味？究竟是游子重归故里？还是再次寄人篱下？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个人的感觉似乎有点儿象费翔唱的：“我已是满怀疲惫，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我的创伤是否在这里得到抚平？我的心灵是否得到慰籍？恐怕并没有。为什么?主要是大家缺少共同的学术见解，再加上其它一些矛盾…….。

不论如何，我得为现在的主人做些事情。这不，211工程的学科建设论证就落到我这个轮机工程博导“第二把交椅”头上了。提起DMU的学科建设，我觉得在我做《轮机工程学科建设项目》报告时心中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貌和全面的理解，当时只能是就事论事，限于谈论机工程局部范围内有关问题。

由笔者进行这项工作，也有几个有利的地方：——

（1）我是海运学院轮机工程出身，上过船，了解轮机管理是怎么回事；我下过造船厂、自动化仪表厂、化工场，实践知识比较丰富；

（2）我在国内外的名牌工科高校呆过，知道相关系科的教学、科学研究、工程实践的概况，受“管、运、养、修”的束缚较少，对工艺、设计、制造、研究不反感、不陌生；并早就认为DMU轮机工程学科应该教授此方面内容，研究相关问题，而不要单打一，只顾上船那一条道；

（3）我换过好几个专业，讲过数十门课程；我做过科研、指导过多个方向的研究生……，在此过程中，我的兴趣逐渐转移到计算机化的综合航行监控系统，这完全符合现代轮机工程/航海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方向。

     第一稿的《轮机工程学科建设项目报告》在DMU综合楼2楼国际报告厅进行预演，听众（审察者）为学校各有关领导与工作人员。“予演”中我讲了近一小时，十分冗长乏味，结果被亮了黄牌。这迫使我对《报告》表达方式作了根本性的改进。

   鉴于当时文稿演示软件Power point已开始流行，决定加以使用。将学科建设论证材料加以简洁化、明确化、数字化，制成幻灯片脚本，通过投影仪将幻灯片在大屏幕上显示。论证说明文字、各种统计图表图形、各轮机机器（主辅机、电气设备及自动控制系统）的扫描图象彼此联系又相互补充，使表达效果大为改善。我的博士研究生张显库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轮机工程学科建设项目》审查会是在轮机专业实验室的报告厅举行的，当时参加评审的专家和部里、市里的领导不下40位。他们是：郑光迪（交通部副部长）、林祖乙（交通部副部长）、刘锷（交通部副部长）、丁德文（院士）、陈芳允（院士）、黄克智（教授，清华）、高孝洪（教授，武汉）、盛振邦（教授，上交大）、史维祥（教授，西交大）、陈永宽（交通部教育司）、任茂东（交通部教育司）、范文耀（国家教委）、吴明瞦（大连副市长）、卞国盛（大连人大）、董玖丰（中国船检）、张德洪（上海船研所）、陈忠表（中远集团）、邹觉新（交通部总工）、李寅飞（香港招商集团）、汪长利（大连海港）、吴中校（海运集团）、林安西（大工）……。《轮机工程学科建设项目》论证负责人贾欣乐(教授,博导)、朱绍庐(教授,博导)、吴恒(教授)与会。

使用上述这套系统与方法，在正式预审会上，我只用了10分钟就顺利地完成了《论证报告》； 接着者朱绍庐教授简短地介绍了他的微电脑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与产品开发方面的成就；吴恒教授对轮机工程实验室做了介绍。全部论证发言加参观实验室总共用了60分钟就取得圆满成功。专家们的口头评论是：时间掌握的非常好，内容精炼，准备充分。为此，后来DMU在庆祝211工程申报成功时，我和张显库还各得500元奖金。

我在《轮机工程学科建设项目报告》采用的的主要论点如下：

（1）船舶是海洋运输的基本载运工具，轮机是船舶的心脏。

（2）轮机系统是复杂的机电动力系统与复杂的监视控制系统之综合；是各种机械（动力机械，辅助机械）、电机与电器、电子仪器与仪表、自动控制装置、微电脑与网络、智能机器人…密集的场所；是各种高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AI、LAN、多媒体、专家系统…）应用的地方。

（3）轮机工程（Marine Engineering）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学，它涉及船舶动力机械、船舶辅助机械、电气工程、电子技术与电子仪表、自动控制工程、智能技术等诸多学科领域，将它们统一在轮机系统的框架之中；轮机工程是系统性很强的科学。它强调的是：①各子系统的协调工作、系统的安全性和经济性；②对各种复杂动力学过程性态的研究和模拟；特别是在各种非正常工框下过程性态的研究和模拟。轮机工程（包括民用船舶和海军舰艇）与造船、海洋工程、动力工程等学科关系密切。

（4）轮机工程专业培养的人材能胜任如下的工作：①机舱各种机电动力系统及自动化系统的管、运、养、修；②机舱各种机电动力系统及自动化系统的研究、设计、制造；③航运企业中关于轮机系统的技术与经济管理；④高校任教。

（5）DMU轮机工程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学术带头人（1995—）：①轮机自动化（朱绍庐）；②船舶自动化及智能化（贾欣乐）；③船舶制冷与冷藏运输（杨春龄）；④现代轮机管理及节能技术（吴恒）；⑤船舶及港口防污染技术（殷佩海）。

（6）轮机工程学科建设目标及发展规划（略）。………（详见我写的报告本文，有问必复）。

 这些论点当时并没有系统的资料可供参考，它们可说是是我个人思考、汇集，分析的结果。我不敢说在12年后的今天它们仍然准确，至少在殷佩海教授从朱绍庐教授手中接过“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评审组”成员的大旗初到北京与会时（约在1996年？），身上带的就是我这份《轮机工程学科建设项目报告》复印件。  

         一次竞选讲演

明白人在社会/政坛上混，官应该越做越大，在退休之前，达到巅峰状态。可我的情况却反其道而行之：“官”越做越小。请看：1983～1988，大连市人民代表↘1988～1992，大连市政协委员，大连市咨讯委员↘ 1993～1995，大连市沙河口区凌水镇人民代表。“官”大小其实我真地不在意，因为我自认为是一个“技术型”的人材，搞政治没兴趣，又浪费时间。

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些事往往是身不由己：领导见你从国外访问归来（我可是改革开放后DMU第一个“留学”回来的），给你当个市人民代表以示褒奖（当然须通过甘井子区选举通过，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形式），这种好意能不领受吗？你干了几年市人大代表，又没什么突出表现，就得把“位置”让给后来人，可领导觉得“剃秃”有点太刺激了，就给你做几年市政协委员权作过渡。可政协委员也不是终身制，也有戏该唱完的时候。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93秋季），甘井子区及其乡镇开始地方政权换届选举，采用普选制，群众几人联合即可提出区、镇候选人民代表名单。说也怪了，我竟被提为凌水镇候选人民代表。开初我也没太在意，心想，我大风大浪都过了，还用得着淌这小河沟哇，人家也不会那么当真的，走走“大民主”的过场而已。可渐渐地“风”紧起来了，我得在校内闭路电视上抛头露面，谈“施政纲领”，最后还要在DMU选民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讲。我这不是被“逼上梁山”了吗？这讲稿还真得费心好好准备，你若是马虎搪塞，显然有蔑视群众之嫌，那不是我的作人原则。哎，为了竞选这个“位置”，我还真下了不少功夫呢。

到了开大会那天，我从容镇定地和其他竞选代表坐在“主席台”上，礼堂内坐满了选民。先由竟选区人民代表的同志讲演，其中丁老师说：“希望选民们投我一票，如我选上，保证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底下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丁老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想丁老师的本事也太大了，我真是自愧不如。轮到竟选镇人民代表的同志们讲演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出场，另外两位年轻的竞选者王昭翮（现在的DMU党委书记）和张丽（？）已经讲完了，三个人当中只能取两人。

当时我讲的话，可以说至今记忆猶新。我说：

“我十分感谢选民们的盛情，让我竞选凌水镇的人民代表，这份关爱，即使我用双备的工作，也是难以报答的。

“现在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一点想法。说起我们大连海事运学院，在交通部系统内，可说是Number One,从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处长到科长，各个岗位上都有我们的毕业生。

“可我们吃在大连，住在大连，理应对这座城市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上海交通大学能培养出象江泽民总书记这样的人材，清华大学能培养出朱镕基总理这样的人材，我就不信，我们大连海运学院培养不出辽宁省省长、大连市市长。

“有困难？那我们至少应该把甘井子区长、凌水镇长抓在手里。——这就显出这次人大代表选举的重要性了。那么谁堪当此重任呢？

“你们看，那边的两位候选人，一位说要为民请命，一位说要热心服务大众。这是人民代表应该具有的最佳品质。我提议，选民同志们，投他们一票！”

    我的话刚说完，就受到选民们的热烈响应。下来后王老师告诉我，有的选民说：“到底是教授，人家竞选讲的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人就是应该选他为代表。”我走到财务处、银行…，都有人对我说：“你讲的很好，我们都选你了……。”

女儿在上海，后来也听人家说，老爸讲演很精彩……。

   短短的讲演产生了挺大影响，这是我起初没预料到的。难道我真地如此历害吗？若是这样看就言过其实了。我觉得，在海大范围内外，具有和我同样思潮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同样浓烈；而我利用竟选人民代表这个讲坛，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这才是那次讲演“一炮打响”的真正原因。

          轻松搞笑的一幕

大约1988年的一天，DMU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全体老师员工开联欢会，地点在电航楼3楼东头系所属的一个大厅内。

“下面由贾主任给大家表演节目”，主持人宣布。当时联欢会已经进行到了一半的时候。于是我“粉墨登场”。

“今天我想表演两个猜谜语节目。第一个谜语：“希特勒面带微笑”，打一人名，请大家猜。”我心想，这个谜语肯定一猜就破。可等了一会，竟没人反应。不得已，我说：“告诉大家，谜底就是我的名字——假心乐（贾欣乐）呀，你说希特勒面带微笑，他能是真心的吗。”看来如果换成“小偷被抓面带微笑，打一人名”，效果可能会好一点儿。这第一个节目以失败告终。牺牲自己做的包袱。竟没有抖响，也真太“掉价儿”了。

“现在表演第二个节目。”这次我是用肢体语言表述“谜语”。我当然不敢和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相比了，但自认为还有一些“创造性”。

⑴第1个动作：面向前方，左顾右盼，似乎在看着什么；

⑵第2个动作：两手旋转着一个小瓶状的东西，打开，用一只手的食指轻轻蘸了一丁点儿，一边望前看一面往自己的两个面颊轻抹，再用双手揉面部；

⑶第3个动作：两手一只手拿着个什么更小的东西，另一只手拔掉（盖子），然后旋转“小东西” 的底部，以致似乎有物旋出。用大姆手指翘起代表该物，向自己的上嘴唇和下嘴唇猛抹，同时往前面欣赏自己；

⑷第4个动作：用左手和右手分别做拢长发状数次；

⑸第5个动作：面对前方某物，翘首弄姿，顾影自怜，良久；

⑹第6个动作：以西藏舞的经典动作“巴扎黑（左脚前伸，双手摊开）”结束表演。我跟着说：“打我系一人名，猜对了我请他喝羊汤。”

谁曾想十多个人同声高呼：“赵晶（照镜）！”。这回表演竟终获成功，我赶紧说：“刚才说的请客的事取消，人太多了，请不起。”全场笑声一片。接着赵晶（我系女系务员）似乎有点不高兴地对我说：“贾老师，我就象你‘说’的那样啊！”

过后我的研究生、同事小肖问我：“你那最后一个动作是怎么想出来的？简直绝了。”殊不知，为了这次“表演”，我还真琢磨了好一阵子呢。

 20年过去了，7年系主任生涯（1984～1991）带给我的沉重、疲惫、忧伤…已经散去，然而这短暂的一幕，还留给我一点颇为温馨的回忆。

     DMU学科建设发展一瞥（上）

  我是终生生活和工作于大连海事大学（DMU）这个大环境中的，7年的博导生涯（1994～2001）只是海大发展历史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和一个很短的阶段。我这几年的工作正好处于海事大学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办学思想变动的时候，故而谈我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思想感受、个人的见解（即所谓的“难忘的往事”）时，都不能避开DMU这个我为之奋斗了50年的大环境。在文革结束(1978)至今(2007)这30年中，历经6位校领导的打拼,才有了DMU今天的规模和水平,他们为DMU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而宝贵的贡献。

但与从全国重点高校相比,DMU的学位教育和学科建设,长期以来,均处于落后状态,问题何在?就此笔者愿意对海大历届领导者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作一点不成熟的评论，不当之处还请多为包涵，好在我的本意只是抒发一下个人的想法，并无贬低或发难之意。您大可不必对此动怒，以至影响了身体。何况我说的主要还是肯定了各位的成绩……。

学科建设(包括学位授权点申报)、专业设置、院系划分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辩证关系？历届领导对此问题当然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都有自己一套特定的处理方式。问题是他们的处理方式是否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的要求？有一件事令我印象颇深：我的爱徒和挚友杨盐生教授2005年春节来我家闲谈（当年10月30日他就因癌症逝世），他说起在一次学术带头人评选会上，某过去的校级领导人大谈一、二级学科问题，杨因没评上一级学科带头人心有不快，因而顶撞地说：“W.校长，您今天讲的头头是道，可在您干的时候，这些事儿却没弄明白！”话是说的有点过头了，但情况大抵上就是象他说的那个样子。

按笔者个人今天的理解，学科是关于自然与社会知识的科学分类，分类方法有几种，如国家学科目录、教育部学科目录等标准；我们高校自然要执行教育部学科目录。目录中分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即是一级学科的子学科。学校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及历史传统，在相应学科申报博士或硕士授权点。学科建设主要是针对研究生教育的。而专业则是针对本科生的教学设置的，学校应同样根据可能与需要按部颁专业目录设置专业。专业设置基本上应该靠拢学科设置，必要时作一些调整与扩充,以便使学校的undergraduate education与graduate education 互相呼应.。至于大学里院系的布局与建设，应该和学科和专业紧密配合，以便用行政管理和服务完成各个层次学生的培养任务。当然一个院系设有多个学科，或多个院系共享有某些学科，也属正常现象，不足为奇。最后是在各学院建立一系列与学科相适应的学术梯队。

从历史上看，隶属于交通部领导的“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DMU 的前身）长期受“管理、运营、养护、维修八字方针”（简称“管运养修”）的束缚，相当时间以来，它被办成一种技术操作性质的高校，它的“名牌”专业｛航海｝、｛轮机｝、｛无线电｝等，培养的都是未来的海船高级船员,如：船长/大副…；轮机长/大管轮…；电报员等等。在经典航海这一领域，大连海运学院确实在国内占领先地位。原因很简单：1953年院系调整时，她集中了“上海航务学院” 、“厦门集美航海专科学校” 、“东北航海学院”三校之精英，承袭了中国航海的优良传统。可我们总不能把局部的优势当成前进的负担而固步自封罢？

随着国家交通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上述那种单打一式的办学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更为突出的问题是DMU的科研上不去；高层次人才培养始终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是死抱着老一套专吃“海上饭”还是双管齐下，扩大DMU的“经营范围”？如何处理“技术管理类”和“设计、制造、研究类”学科与专业间的矛盾？如何折衷处理面向交通部与面向全国（即兼顾地方）之需要？这些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

1995年教育部开展的“211工程” ，更加突出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这使得传统的海大办学思想受到了重大冲击。怎样加强DMU学科建设的步伐？这个问题长期地摆在历届学校领导人的面前。每位领导者因其学术造诣、专业背景、个人经历等的不同,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方式，均有不同的“表演” ：—

朱杰（1978～1983年任DMU院长）：朱杰是行武出身，曾任解放军营长，为解放东北立下汗马功劳，肺部一直残留着国民党军的弹片。同时他也是一位儒雅的“小知识份子” ,受过延安抗大的洗礼，可说是党内文武全才的干部。他刚做东北航海学院领导时与学生们的年令相差不太大，跟师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能叫出他们每一位的名字。

他曾经是单极路线（唯航海专业是从）的坚定执行者，这是当时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1959～1966）。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带领学校逐步走上正轨发展的道路：使学校规模从东北航海学院的300个学生增加到DMU的几千人；从白山路上一座日伪遗留的“丝糕楼”发展成位于凌水桥畔的的一座现代化的大校区；大连海运学院也成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享有全国威望。但至此，他似已再无大志，如何进一步将学校的办学拓宽到非海运领域，将所培养人才的Degree更上一层楼，对他来说，好象是有点鞭长莫及。好在他有周光庭副校长的得力辅佐，终于在他的任上，在1981年DMU获得了第一批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通信与信息系统》、《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轮机工程》，这些授权点集中在电子、自动化与轮机工程领域，它们可说是DMU学位目录中的先驱者。

朱杰院长与我还有着较深的渊源。（1）1953年，我读大二时，家里遭灾，生活难以维持，妈妈与我商量，书就别念了，先找个工作，好养家糊口。我把退学的想法告知辅导员姜启新。他汇报给院长，朱杰顿发同情之心，说我的成绩很好，要想办法帮我跨过难关，为国家保住一个人才。后来是朱杰带头，动员6～7位老师，每人每月自掏腰包，捐赠2元，每月共16元给我，共持续半年之久。这可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使我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此恩我终生不忘。（2）1979年学校派我学外语，准备出国访问。等到去北京制装时，我又失去信心，退掉钱，跑回大连。朱院长再次拨正我的方向，请系总支书记张克仁做我的的思想工做：才使我最后没有放弃那次可贵的出国访问机会。（3）回国后朱院长立即安排我担任大连市第7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

朱杰同志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无产介级革命家和航海教育家，他的贡献是永存的——在我的心里。

周光庭（1980～1983年任副院长；1983～1984任院长）：他是海大历史上较有眼光、较有魄力的领导。他是从工科课程《机械另件》的任课老师起步逐步走上DMU校长岗位的，其教学实践经验使他天然地易于接触普通师生，使他对改善教学质量、改善海大科研落后的局面忧心忡忡，全力以赴。在国家改革起步不久的情况下，他就大力支持以朱绍庐为首的微电脑科技开发公司的研究与产品化进程，使后者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最著名的锅炉控制系统研究中心。我从Norway访问回来，周院长从各方面对我加以关心和帮助，让我充分体验到他对人才的爱护，那怕你只有一技之长。

周院长在正职位子上时间仅一年多，但他在学科建设方面却颇有建树，《海大之光》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设下目标，要将DMU“建成以海洋运输类专业为基础，以现代学科专业为前景的综合性海运大学。从而使海运学院进入了多学科、多规格、多层次综合建设的历史时期。”专业建设上，他加强与新建了电子工程、通信工程、电子计算机、船舶自动化等工程类专业；在学位、学科建设方面，1984年，教育部批准DMU建立二级学科博士点《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加上在他副院长任上获准的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周院长的学科建设成绩相当可观。

陈祖慰（1980～1983年任副院长，1984～1991任院长）：他受过科班的专业教育，获苏联列宁格勒高等海洋工程学院副博士（相当于今日的Ph.D.）学位,并于1986年被交通部授予教授学衔。他作风严谨稳重，一派学者风度。他待人诚懇，对那些刺儿头们的闲言怪话权做听不见，绝不会借机给谁点颜色看。我本人就有深切体会，虽然我数次言辞冒犯，但他对我总是关怀有加，突显出宽厚长者之风，令你不得不折服。

 陈院长的工作作风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但他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开创精神却显得不足，没有提出过较有号召力的发展目标。学校的院系布局在他的任上已经较为合理完整，航海系，轮机系，海运管理系，电子系，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船电系，社科系。在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新成绩是“2博2硕” ：二级学科博士点《通信与信息系统（1986）》，《轮机工程（1986）》；二级学科硕士点《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1986）》，《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1986）》。其实呢，如果加强领导，学科建设当可斩获更多成就。

                        语言的尴尬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进行思想沟通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有史以来，人类的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外莫不如此。今天我们看古人的书（书即是语言的文字化），晦涩难懂：现代英国人读沙翁的作品同样感到困难。这是指时间的变化产生语言的变化。至于地域差别造成语言差异，那就更明显。不谈中国话与英国话、日本话的南辕北辙，就是同样的“中国话” ，南北方的语言差异那也真可用“天上地下”来形容。至于南北方语言之分水嶺应定在何处，并无严格规定，一般认为以长江为界。而我要说，这个分水嶺应大大南移，直至福建、广东一带。

 按照后一种关于中国语言的南北划分之说法，上海话应属“北方话” ,就象上海人应属“北方人”一样。后者是有对大规模人群基因分析结果为证的，尽管许多上海人对此结论可能难以接受。因为在今日之中国，“南方人”代表先进、富裕和文明，相反“北方人”则被一些人看作是“北方老客（读ka）” 、“阿松” 、“傻老帽儿” 。（可能京津除外？）

许多相声演员都演过类似“国语和方言”的节目，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与郭启儒合说的“…”以夜晚兄弟俩（相邻而居）起来上厕所为背景，例举各地人们语言、语音上的不同。说的实在精采至极，其地区复盖面很广，从北京/山东/河南直到上海/浙江诸省市。但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极少有相声演员敢学广州话的，为什么？ “南” 、“北”人种之差别使然。北方人（特别是相声演员）努努力，学几句上海话，还勉强可以，要讲广州话那可能要难过上青天了。再举一个相声界的例子：著名藏族同胞洛桑极富语言天才，他表演向老师博林（看来他是广东人无疑）学说广东话。虽然费尽力气，还是不成功，不过他突然获得灵感，按照他自己掌握的广东话的腔调特点，叽哩瓜啦地说上一大套“广州话” ，结果老师博林也被搞得莫名其妙，还以为自己的理解力出了问题哪，令人好笑。但此例的画外音就是：广东话确实难学。

进一步谈一下我这次到广州游玩，在说话上遇到的一件尴尬的事情。我这个人呢，在语言方面，多少算是有一点天赋，大学阶段改成了普通话，还跟南方同学学了几句洋泾帮上海话。拿这点基础，到北京和当地的朋友交谈，我偶而还能甩出几句京腔；到上海，买个东西、吃个饭什么的，说几句并非长篇大论的上海话，足可应付局面，人家还以为我“是上海人”呢。但到了广州，我这个“语言天才”就遇到了滑铁卢：一句话听不懂。原因：上面我论证了大半天，北方人学南方话，势比登天。这不，07年4月11日我和老伴到《农家鸡》餐馆吃早茶，要了两碗牛肉粥。那里是现点现做，故而我就站在大锅旁边等候。眼见女厨师把鲜嫩的调过味的牛肉片放进翻滚的粥锅内，肉粥即将烧好的时候，那位胖胖的女厨师嘴里叽哩瓜啦地说了几句话。我愣了一下，她见我不懂，就做个手势，示意：“圆形的东西” ，我感紧到附近的桌子上拿了两个盘子，心想，她的桌子上明明有盘子，怎么还要我走道去取呢？谁知盘子拿回来后，她叽哩瓜啦地更历海了，手势还比划：“二个” 。我心想，我拿的就是两个呀。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旁边一位好心的本地老师傅（即老年人）用广东腔的普通话告诉我：“她要你去拿一个大托盘，好放两碗粥。”原来这位胖女师傅的心眼真地很好使呢，我差点怪她没事儿遛我呢。

请恕我再多啰嗦几句，谈一下与英国人学说英语的事儿。我感到，谈话对象的气质很重要。如果他善解人意，将谈话的速度适当降一下，把内容局限一点点，那我会感到很舒服，很投入，自己的发音似乎也好听不少呢；我这一生遇到过几位交谈较多的英国人，情形还真地如此，请参阅我前面的博客。

再说一下看原版英文电影问题。上海电影院有大量的观众选择看英文原版电影，而不看同名的同时上映的中文翻译片，说明人家看得懂，该笑的时候，全场哄堂。为什？看得多呗。在Norway访问时，我问Engja 教授：为甚么我几乎看不懂英文电影呢？他笑着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隔壁的一位朋友，英文口语流利极了，但他同样看不懂英国原文电影，至于原因，Engja没讲。我个人理解，一个是词汇量不足，一个是对电影的背景不熟悉，更主要的是：电影中人物的语言已经最大限度地艺术化、精炼化、口语化了，想一蹴而就，听懂看懂是不现实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仍是那句老生常谈：多听多说，边听边增加自己的词汇量，边改善自己的理解力，功到自然成—实践最关键。如果真想学广州话，也得拿出这种劲头儿来，我想。

                    我的数码玩具

近一年来，我的手上添了好几样数码“玩具” ，象手机（Philip 768）,数码相机（Samsung Digimax 370），Mp4播放机(Oppo V5H)等。为熟悉它们的功能、用法和管理，用去了我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但同时也带给我许许多多的乐趣—生活的新鲜感、当某项功能经努力而得以实现时的“成就感” 、想到75岁老翁摆弄这些“时尚的”玩艺儿不打怵产生的自豪感—这些对老年人都可说是良性刺激。我还得经常考虑更新博客上的文章，为此需要经常上网查阅资料。此外，每天三顿饭我还得担任主角，这些“工作”让我的生活真地是相当地忙碌—忙比闲好，这比没事儿天天琢磨“身体哪点儿是不是有问题”过得要快乐。

说实话，做过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主任、轮机工程博导、自动化硕导的我，对电脑及电子设备、装置和元件并不陌生，可相当长时间以来，一旦遇到有关其中的硬件或软件问题，一切由我的研究生们解决，这倒将我养成了只会说不会做的毛病。退休在家，起初一段时间还是延续“老传统” ，有事电话请他们过来帮忙，可这终究非长久之计呀，这才觉得今后凡事得自己下手处理了。刚开始，凡做一件事，如电脑添个硬件，下载安装或更新某一软件；手机或MP4下载音乐或视频等情况，心里总免不了打怵。可久而久之，也就慢慢习惯了，凡事勤则熟，熟能生巧，这倒让我有了某种满足感。再说了，我有那么多好同事，实在搞不懂时就问他们。实际上最近我请教过的人还真不少，包括海大信息处的王老师（DMU网络软件专家）、齐老师、杨老师、张老师、颜老师（海大电子与自动控制教授、副较授）、李先生（海大控制系应届毕业生）、同学老赖（大工退休教授，他的Video制做相当了得）等。这使我好象又回到了当年在职时那种对学校的亲切感，并且脑子似乎也比前两年好使了。

手机    我的手机是2006年10月买回的，这款Philip 768手机外形小巧，似乎更适合女士使用，我因其功能多、手感好、性能价格比高而最后决定买下。130万象素的分辩率、130兆存储卡（SD 卡）对一般的应用，已足可应付了。买手机除了旅游或外出时用于和老伴、家人联系之外，我主要看重它的附属功能，如拍照（静态和动态）、Mp3音乐播放、游戏等，此外还有蓝牙、网络摄象头等功能，我根本不用。

我觉得一部新型手机就是一台真正的手掌电脑，什么音乐与图象数据的获取、显示、存储、播放、输出（与家用电脑联接）；操作时的键盘、鼠标、菜单等选择功能等，都与电脑操作类似。如能把它的功能全部利用起来，对锻炼脑力、防止或延缓脑痴呆，会有积极作用。刚买手机时，我确实很忙活了一阵子，主要是为了将说明书中承诺的功能全部验证一遍，为此，在一两周内，我跑了好几趟Philip专修店，目的是向维修人员请教有关事项。其中最麻烦的事是视频文件的播放：手机拍录的视频片段是3gp格式的，用电脑内的Windows Media Player无法播放，后来是从网上下载了一个 Mpegable player 播放软件，才解决了此问题。

至于此视频如何能在个人的博客上播放，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如视频格式的转化、这些视频如何挂在网上可被公开访问的地址处，等等，这些还得在以后的努力。

数码相机    我的数码相机是07年秋天女儿送的，其配置目前已相当地落后了（370万象素，512兆SD卡），不过作为家庭的一般应用，还是可以的。今春到上海玩，女婿教我一招：如何拍近物，原来并不难，只要将“设置”中的有关项放在“近距”栏即可。为验证拍摄效果，女婿特地在“天堂鸟(花)”上洒了一些水，结果在我拍出来的画面上，花上的水珠很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该相机拍的视频较手机拍的强多了，延续缓时间可达10分种。当然，真正想玩视频，就得用DV摄相机，那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了。

Mp4 播放器   今年5月19日是我的75岁生日，我的一些研究生们特地主持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仪式：在饭店聚会，吃蛋糕，送鲜花，还送我一台Oppo品牌的V5H型Mp4播放机。这台机器性能甚好：屏幕3.0〞×2.0〞，内存容量2G，分辩率为800万象素。具有音乐播放、视频（电影）播放、MF收音、图片播放等一系列功能。所有操作通过触摸键完成，其音质和视频画面质量异常令人满意。目前我已装入400多首歌曲，一个电影，5～6个MTV视频短片，并且还有空闲空间。

我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网上视频短片（如MTV）下载到我的OPPO上。是DMU自控系本科毕业班学生小李给我引导，告知我一个网站（WWW.mp4go.com）,在那里选择自己喜欢且格式合适的“节目”（主要是avi 格式），然后用下载程序《迅雷》将前述节目下载到自己的硬盘上。再用随Oppo机带来的数据格式转换软件OPPO MINI将已下载的节目进一步转换成在Oppo机可用的AVI格式。最后把此AVI格式的MTV写入Oppo内存即可。

      我的清华同学、大工教授老赖搞DV摄象和视频图象处理、编辑、光盘刻录等方面是专家，我有心向他学习，但目前我的电脑配置太低，（128兆内存，20G硬盘，800兆赫主频，Windows XP操作系统），应用《会声会影9》困难太大，玩DV这一梦想只得有待将来实现了。

              品味广州早茶

俗话说，吃在广州。我有机会几次去广洲，亲身体验了广州的饮食文化，品尝了那里的美味佳肴。特别是广州的早茶，真是太棒了，感觉太好了，而且这感觉经久不忘。但这话是从一个普通平民百姓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站在美食家的立场上，奢谈在高级餐馆吃早茶的得意享受；在广州即使你在一家小排档吃一客炒河粉，或是吃碗牛腩面，其鲜美之味道完全压得过我们北方象样餐馆的大师傅所能做出来的味道。

退休已有6年了，除了身体不好的2003～2004以外，2002、2005、2006这3年，每年都与老伴一起到外市旅游，去的地方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青岛等城市。但广洲一直是我最向往之地，除了那里特有的岭南风土人情之外，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广州早茶。因此在今年早春，我就劝说老伴，这次到广州一游。她从来没到过那里，这样我还可以当她的导游，略微显示一下我“交游甚广”的能耐。说走就走，买好5折的机票，电话联系广州我的同学荆老轨，为我们予定了“海运宾馆”的标间客房，原本298元/天的房费优惠到150元/天，等于打5折，真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啊。再说这“海运”二字确实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个宾馆位于滨江中路（“河南”）268号，紧临珠江，从玻璃窗望出去，眼下是安静而美丽的珠江湍湍流淌，江面因潮水而时起时落；在视野的左面有两座雄伟的大桥象彩虹似地横跨江面，较近的是有名的“海珠桥” ，较远的是“解放桥” ，后者好象是新建的，90年代初我来时还没有它呢。朝着珠江对面望去，各种样式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尽显广州这个国际大都会的繁华与富庶。如果是外国人见了这样的景色，一定会兴奋地高呼：“We have a very good view!” 夜晚到来的时候，广州滨江路江边的每一个柱子旁边都有一对情侣在窃窃私语，尽享青春的美丽和幸福。这里成了广州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有点儿象昔日黄浦江畔的石凳上，晚间挤满了谈恋爱的人群…

最让我感到方便的是，紧挨着“海运宾馆”是它的姐妹商铺“海运食府” ，后者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档酒楼，倒也是一家经营得不错的大众化餐馆，经常是食客如云；我们在穗的几天，可说是天天光顾，看到它的生意从早到晚始终十分红火。大概广东人都爱吃，个个喜欢在外面用餐，这样既享受了美味，又可省去家里烧饭的麻烦。特别是早茶，你如果不抓紧时间，过了7：00，就很难找到座位，我们就曾遭遇这样的尷尬。

说起在广州吃早茶，首先是感受到一种氛围，一种文化气息：满座的高朋，高谈阔论，人声鼎沸，虽然那“古怪”的粤语我一句听不懂，但他们说什么绝对不重要，重要的是置身其中，情绪受到的感染，那是相当的好。其间也不乏闹中取静的食客，他们从容淡定，独自投入地浏览报纸传单，丝毫不被周边的噪音所干扰，这点工夫也只能在广州这地方才能锻炼出来。

有一件事众食客是相同的：不着急吃。来了先要慢慢做好喝茶的准备。服务员小姐会挨桌讯问每位顾客：要什么茶，一般象花茶、绿茶等都是每客2元，高级茶的价位另当别论。我不喝茶行不行？当然行，不过2元茶钱照样收。换句话说，在广州吃早饭（其它两顿饭也一样）而不喝茶，就象北京人早点吃油条不喝豆浆一样叫人不可理解。我们入乡随俗，边吃美点边饮茶，那滋味，真爽！我在大连《国际酒店》也吃过“广州早茶”(一位香港同学请客)，味道还行，可是那氛围怎能与广州的本土相比呢。

回头再说如何进行下一步。服务员小姐将茶叶装入瓷茶壶；泡茶用水就在饭桌上——1～2只钢水壶里装满了开水，再置于酒精炉上保温。用此水冲的第一泡茶是不喝的，是用来洗茶杯、筷子的：将一只不大的汤碗中倒入约一半的茶水，将茶杯躺着放进碗内，转动茶杯，对其里外进行“消毒” ，这是一种艺术，水不能洒出来，茶杯还需全没入水中；然后将筷子的一头伸进水中也消一下毒（至于说这样做是否真能达到消毒的目的，我看就不要太较真了）。我们是看了老广州示范后学会的，到临走时已相当熟练了。用此消毒过的茶杯砌的茶才清香宜饮。

下一步就是取点心了，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程序（特别对我们以吃为主、以喝为辅的北方人来说）。70年代与我的同事、老师朱先生（上海人）到广州出差，他授我一诀窍：吃早饭时，你就“抢”好了，看到食堂推出什么点心，喜欢的赶紧端回就吃，想吃啥拿啥，最后按你座位上的盘子大小和数量算账。这一习俗今天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有点不同的是，拿着服务员给的结帐单，到厨房门口的台子上去选择点心自己往回端（高档一点的餐馆可能采用叫菜的方式，一切由服务员代劳，我们在珠海时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形），记帐员在相应的方格内盖章留记号，以备结帐之需。说到点心的种类与口味，这才是最受我欢迎的地方：蒸排骨、凤爪、牛仔骨、肉圆、小笼包、大包、虾仁肉圆、炒粉、生滚粥（肉粥、皮蛋粥等）……都独具风味，兼有咸、甜、香、滑之口感，味道好极了。价位也极公道，视质、量之不同，各种点心被分成小点、中点、大点、特点…，从2元起价，以2元之级差递增，最贵的一份可达16元。平均来说，每餐我俩化费在25元左右，可说是价廉物美，尽享其善。

至于说到如何“吃”早茶，即人们应有何种吃的礼仪，我感觉还是要讲究一点。倒不是说象在西方就餐，要注意餐具别发出声音、咀嚼勿“叭哒嘴” 、 说话声音别太响等，而是不要狼吞虎咽地吃，要在悠闲中边饮边吃。花时间换享受，花金钱得美味，这恐怕就是吃早茶的真缔。真正的广州人，早茶吃到接近中午时分是不奇怪的。你想，一个人使劲吃，能吃进去多少？主要是喝茶加聊天。

做为本文的结尾，我不禁感慨：真服了这帮“南蛮子” ，太会享受了。同样是人，南北方的饮食质量差别怎么这样大呢?人们享受到的美味的精美的程度相差也太远了。此事我曾想过一阵子。我“发现” ：岭南一带历史上很少战争。当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厮杀不停的时候，这里却是一片太平景象，它地处“边区” ，正统的皇权鞭长莫及。因而这里的人们就有心思琢磨着如何生产、制做、销售各种好吃的东西－美食由此逐步普及。这个说法还请名家指正。

我还要再次声明的是，我这里所写的只涉及普通大众享用的广州早茶，至于在高档酒楼中（例如白天鹅宾馆）用早膳，我确实没经历过，也没有那样的冲动去试一次（肯定不是因为没钱），因为就在市井之中找一家一般的餐馆吃早茶，已尽享滋味，甚至更能体味到其的中妙趣呢。要想进一步了解“豪华早餐”的情形，请参阅：

Http://www.singtaonet.com/food/t20060720_2830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