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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May

    Dr.Kallstrom 来DMU讲学的一些事情— 外国学者来访(2)

     

    Today's Dr.Kallstromc

     

    Dr.Kallstrom DMU讲学的一些事情

                                   — 外国学者来访(2)

     

    倒退20,或者说只是10年吧,Dr.Kallstrom的名字,在船舶运动控制界,还具有极为显赫的地位,如果说,还有谁不知道他的故事,那确实是孤陋寡闻,至少可说其工作尚未走上应有的水准。然而这两年,Dr.Kallstrom的文章不但已很少见到,就连他在IFAC CAMS学术委员会里的位置,好像都已经被拿掉了。这就是历史,名人一代、一代地更迭轮换,真正学术上的不倒翁是非常少见的。

     

    Dr.Kallstrom当初为何如此厉害呢?说他厉害,勿宁说他的导师厉害。Dr.Kallstrom的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瑞典著名控制论科学家Astrom。据我所知,AstromLund理工大学(Lun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指导的数十名博士中,按先后次序,Kallstrom是排第二位的(其“大师兄”即后来小有名气的Wittenmark,但Wittenmark较他的导师Astrom,那乃是地下、天上之分哪)。

     

     KallstromAstrom发展的自适应控制理论的“实用版”-自校正调节器(Self-Tuning Regulator)理论首次应用于超大型油轮的航向控制当中,并取得成功。这在当时的控制界可说是非常轰动的。他的博士论文“Adaptive Control Applied to Ship Steering”,以及此前与Astrom共同发表在Automatica上的两篇关于船舶动态参数辩识的文章Identification of Ship Steering DynamicsExperiences of System Identification Applied to Ship Steering在一个时期以来,成了搞自适应控制者们的经典。如果连这些文章都未拜读,那只能被认为您还没有进入自适应控制的门坎儿。若是将这些文章都使劲看了,内容也都熟记于心了,就能像Kallstrom说的那样,解决船舶自适应舵设计的相关问题了?至少笔者当时曾这样期望,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自适合控制,其本意是要处理在复杂多变环境中运动客体的受控问题,例如风、浪、流干扰下商船、舰艇的航向、航线保持或跟踪控制问题。在这点上看,船舶控制比飞船控制难多了,后者离开大气层以后基本上是处于相对“安静”的环境中。这也就是为何卫星上天都多少年了,海船的控制仍未真正彻底解决,还有许多国内外专家成天在那里穷思苦想努力奋斗的原因之一吧。就其朴素的哲学理念(Philosophy)与方法论(Methodology)而言,自适合控制都特有吸引力:环境的干扰引起被控对象动态特性变化,从而导致其数学模型的参数摄动-这点通过系统辨识技术解决;对获知的对象模型,通过最优控制理论方法设计出相应的自适应控制器。后者再用来控制该对象。那应该是“以变应变”,得心应手了吧?可问题要复杂、棘手得多。当时笔者绝不可能知道那么深,连Kallstrom,甚至其导师Astrom本人,恐怕事先也难以料到实践中会出现那么多情况。可这是后话了。﹡﹡

     

    笔者与Kallstrom接头    1984年,笔者在位于瑞典马尔默市的WMU任访问教授。藉地缘之便,得以与Astrom教授见面,经后者的引见,又与Dr.Kallstrom接上了头。实际上,我是特地乘早班火车由马尔默(Malmo)到哥德堡(Gothenburg)去的,到了Gothenburg车站,就见到一位瘦高的白发瑞典人在那里等人,我一看便知他是Dr.Norrbin,因事先我们已电话联系妥当。Dr.Norrbin领我步行到他们的“单位”瑞典船舶研究中心“SSPA”。时近中午,Dr.Norrbin请我在该所的Coffee Bar吃午饭,实际每人也就是一个汉堡,一杯咖啡。下午接着访问了Dr.Kallstrom。交谈中,Jia代表DMU邀请两位博士来连访问、讲学,内容自定,时间:Dr.Kallstrom1985年夏季;Dr.Norrbin 1986年夏季。两位立即决定:接受邀请。

     

    Kallstrom携妻自行来连     1984年,Dr.Kallstrom如约自行乘机抵连,贾等到机场迎接。DMU外事处安排Dr.Kallstrom夫妻住“黑石礁宾馆”。据说这是以前专为林彪服务的疗养院,改革开放后也对外营业了,可说是我们为外宾能找到的最好的住处了。中间我曾问过Dr.Kallstrom,对“伙食”有何意见,他一直三緘其口,但从后来的情节上看,他这样做实际上完全是出于礼貌。因为不久在SSPA访问的哈船工Dr.倪绍毓给我来信说:Dr.Kallstrom 回国后告诉同事,说对中国大连饮食的感觉是:“Too much chicken!”。大家知道,西方人最喜欢牛肉,而“鸡”是既便宜又没味儿的东西,你天天给他上鸡,他怎么会高兴呢?故Dr.倪绍毓提醒我,下次(1996年)Dr.Norrbin来连时,要注意此事,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Dr.Kallstrom讲课大受欢迎     考虑到Dr.Kallstrom的名气,对这次讲学,我们进行了较广泛的“宣传”,当时尚无Internet这一套,所以仅限于给有关高校、研究所、工厂发出听课邀请。结果来者甚众,听课者有来自清华大学的陈禹六先生;有哈船工的两位青年老师;有广州航海仪器厂的董工和杜工;有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xx研究所的人员,…,共20余人。Dr.Kallstrom主要是以他博士论文的内容为线索,结合其后他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作了丰富与扩充。大家对Dr.Kallstrom的讲座特别欢迎;同时,对笔者的翻译也颇为赞赏。本次“开放度”较大的国外学者讲座活动取得成功,在DMU收到较大的影响。笔者藉此机会对我的同事与朋友孙占山、孙丽萍表示感谢,前者帮忙做了课堂翻译;后者一直负责接待所有听课来宾。我感到难过的是他们早已离开这个世界,我的感谢但愿他们在天堂中听得见。

     

    Dr.Kallstrom夫妇来我家做客     讲学结束之际,笔者请Dr.Kallstrom夫妇来家吃晚饭。在当时情况下,还不具备到饭店聚会的条件,只能是尽我与妻的所能,做些鱼、虾、烧肉、菜蔬之类较“原始的”菜肴。好在重要的是聚会的氛围与感情交流,至于吃些什么,主客双方都并不十分介意。我的本意,是藉此次机会让女儿文隽见识一下老外,练习一下英文口语。谁知,届时她竟吓跑了。可能她也觉得那样不太合适,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回来见客人,没想到,两位瑞典客人却用“Your English is better than ours”来鼓励她,此举立即消除了女儿的紧张情绪。这一幕笔者还历历在目。

     

    参观大连贝雕厂     学校还安排Dr.Kallstrom夫妇参观大连贝雕厂,以表谢忱。临时拍的几张照片,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送别登长城       最后由笔者陪同Dr.Kallstrom夫妇乘飞机赴北京,博士夫人将由北京乘机回瑞典哥德堡,博士本人则由京转赴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讲学(讲题:钻井平台的动力定位)。在京我们住机场宾馆。第二天,在博士夫人走后,我陪Dr.Kallstrom参观了万里长城,见所摄相片。

     

    Kallstrom 较长期的友谊与通讯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保持在圣诞节时互致祝贺。Dr.Kallstrom 后来的发展道路,不是继续朝着学术研究的方向推进,而是着重“企业(SSPA)”的管理与领导方面。记得笔者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1993年在IFAC12届世界控制大会上,当时他告诉笔者,他已经“进级”到第二把手的地位了。2006年的通讯中还没发现他最后是否已经主持SSPA的全盘领导工作。今日上网方知,他仍在第二把手的位置,同时担任研究工作的第一把手(Head of Research)。愿他快点高升,看来难度不小:他的顶头上司是位Lady,要是能升的话,他恐怕早就上去了。

     

    ﹡﹡  问题出在何处呢?怎么“书本上的控制策略”(Textbook Control Strategy)不好使呢?后来大家才逐步了解到,这就是自校正控制(由系统辨识技术与最小方差控制技术组合而成)的鲁棒性(Robustness)问题。要想这种控制器真正好用,就必需保证在成千上万次迭代运算之后系统辨识所得的过程(被控对象)参数仍能收敛到合理的范围之内,以便由此计算出来的控制力度是可靠的。这就需要花精力做出各种安全网、附加各种补救措施、引用各种备用控制器(包括“最保险的”PID控制器),…,情况是极为复杂的。而这些在笔者当时的层次上是无法预见的;那时心中唯一所想的就是:“我要在船舶运动控制上应用自适应控制。”

     

     

    Mrs.Kallstrom visit Dalian,1984Dr.Kallstrom at great wall,1984.Kallstrom and Jia in Lund,1986

     

     

     

    23 May

    不测风云

     

    不测风云

     

    考验来了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 这句俗语确实是关于人生百态、自然现象、历史运动的某些经验的总结。拿我本人来说,本来过得好好的,一个月前一场车祸,又堕入痛苦的深渊(见笔者的博客“旦夕祸福”一文)。与上面的俗语成双配对的另一句俗语,便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笔者在家养伤,每天吃一只鸡蛋是常规,可偏偏有一天,剥皮的蛋放进微波炉加温之前忘记扎几个透眼(原来都是这样做的),拿出来就吃,谁知刚咬上一口,蛋中的蒸汽突然暴发,嘴唇立即被烫出几个大水泡,又多遭了几天罪。一时间,笔者简直成了“十不全”了。但个人的苦痛究竞事小,若是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困苦兴衰,事可就大了。

     

         今年以来,我们中国的情况就一直不顺,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坏事、难事、祸事都堆到一起了。先是年初南方的冰冻灾害;接着在两会期间发生了由达赖喇嘛操纵的国内外藏独分子挑起的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以及与之相联系、相呼应的奥运火炬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等西方城市传递中遭受的强烈干扰;直到最近发生的让国人撕心裂肺的汶川大地震。灾难一波接一波,一波更比一波烈。

     

         让我们深感欣慰与感动的是,以胡温为核心的中国党政军领导层,从容镇定,雷厉风行;二位巨首身先士卒,多次亲临前线,指挥若定,极度关怀庶民的生死疾苦冷暖。二位巨首始终繫人民的生命财产于心中,号召救援人员与全国人民尽最大可能加以抢救与保护;二位巨首鼓励人民坚强应对困难,奋起抗灾,与强权势力作坚决之斗争。

     

    汶川地震     据最近的统计,参考电视新闻的实际画面,此次地震之强(8.0级),受灾范围之广(波及150000平方公里)、死亡人数之多(到2008.05.10已达41000多人,失踪32000人以上),均为中国地震史上所未见。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失踪者是被埋在废墟内而死无见证者。故而预计遇难总人数约在7000080000人。受伤者270000人;已从废墟中救出者为6400人。地震波及10余个省市。此次地震,其救援难度之大,从所未有。

     

    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670亿元。据“西南证券”初步估计,相关地区的间接经济损失可能在300亿-600亿元之间。此次灾害造成的全部损失可能在1050亿-1900亿元之间,可能造成2-4季度经济增幅减少0.15-0.2个百分点。

            

    在中央部署下,在抗震口号:“抗震救灾,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召下,海陆空部队、武警部队、民兵预备队甚至海军陆战队全面出动,共约11万军人参加抗震救灾;共出动各型飞机1100架次;开出军列95列。全国数万名医务人员正战斗在四川抗震救灾第一线。外国派出救援队的有: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台湾,香港两个地区也派出了救援队。

     

    为地震死难者进行了三天的全国哀悼,普天下下半旗致哀;举国同悲,表达了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哀悼日的第一天,北京天门广场上,群众高呼:“四川挺住,中国加油!”,表达了全国对灾区人民的支持。截止五月二十日,全国财政部门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一百一十七亿二千七百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八十六亿元,地方财政投入三十亿元。全国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一百三十九亿二千五百万元,其中捐款一百二十五亿一千六百万元。香港民间捐款已逾十亿港元,澳门民间捐款已逾二亿港元。

     

    当前抗震斗争已逐步转入灾民医治、帐篷搭建、学校复课、家园重建等方面,各项任务均在有条不紊、含泪挥汗地进行之中。

     

    大地震的启示与思考      考察汶川地震及抗震救灾过程,给我们指明了哪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何种“机遇”?对我们的干部、党员、部队官兵,提供了什么启示?

     

    ·地震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发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激发了受难者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彼此关怀、患难与共的协作精神。

    ·地震救援工作对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后备军,起到了一场大练兵、大演习的作用:海陆空各兵种全面出动,紧密配合;直升机高空跳伞,空投物资、山区直立降落;海军航空兵的投入“战斗”,……。

    ·地震对广大干部,从中央到地方,是一次关于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的理论和道德修养的一次大考验机会。他们的言行将受到一次最直接、最彻底的评判。

     

    四川大地震让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抗震救灾中中央采取的开放与透明策略,让西方难以继续妖魔化中国;

    ·抗震救灾中中央的现代化的管理与驾驭能力令西方人信服与难忘;

    ·确保稳定、繁荣,让西方感受中国的经济实力:尽管是一次损失巨大地震,中国是压不垮的。表明发展是硬道理,如果不重视人的生命安全,那么谈什么赋予他自由或民主,是毫无意义的。

     

    冰冻灾害     今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我国南方地区连续遭受四次低温雨雪冰冻极端天气过程袭击,给电力、交通运输设施带来极大破坏,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

       ·交通运输严重受阻。京广、沪昆铁路因断电停运,京珠高速公路等“五纵七横”干线近2万公里瘫痪,22万公里普通公路交通受阻,14个民航机场被迫关闭,大批航班取消或延误,造成几百万返乡旅客滞留车站、机场和铁路、公路沿线。

       ·电力设施损毁严重。电网大面积倒塔断线,13个省(区、市)输配电系统受到影响,170个县(市)的供电中断,3.67万条线路、2018座变电站停运。湖南郴州电网遭受毁灭性破坏;贵州电网500千伏主网架基本瘫痪,西电东送通道中断;江西、浙江电网损毁十分严重。

        ·电煤供应告急。有些电厂库存不足3天。缺煤停机最多时达4200万千瓦,19个省(区、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

       ·农业和林业遭受重创。农作物受灾面积2.17亿亩,绝收3076万亩。秋冬种油菜、蔬菜受灾面积分别占全国的57.8%。良种繁育体系受到破坏,塑料大棚、畜禽圈舍及水产养殖设施损毁严重,畜禽、水产等养殖品种因灾死亡较多。森林受灾面积3.4亿亩,种苗受灾243万亩,损失67亿株。

    ·工业企业大面积停产。电力中断、交通运输受阻等导致灾区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湖南8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江西90%的工业企业一度停产。有600多处矿井被淹。

    ·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区城镇水、电、气管线(网)及通信等基础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灾害共造成129人死亡,4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倒塌房屋48.5万间,损坏房屋168.6万间。

     

    在解放军、电力工人、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下,本次灾害终于被完全战胜。

     

    两会期间发生的西藏打砸抢烧事件      那些达赖、蔵独分子、记者无国界组织、XXXX组织,并没睡大觉。他们处心积虑地等待时机,意在伺机制造混乱,破坏中国的主权和建设。

    他们乘中国忙于应付南方大范围严重的冰雪灾害的时候,在国家领导人疲于奔命,到处慰问灾民,鼓舞士气的行动刚结束,正在聚精会神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全国大会之机,突然在拉萨挑起了3.14打砸抢烧事件,使国人措手不及,使领导突遇严峻挑战。尽管中国对此事件采取了极为克制的姿态,但此后由国际反华势力掀起的压力节节升高;西方对中国实际情况毫无所知的大量反华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大肆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一时间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接下来就是奥运风波。

     

        我们想问的问题:西藏自治区主席,党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这拨人都是“干嘛吃的?”我们的情报部门也太饭筒了,那么大的事情,事前愣是毫不知情?我们的保安部队似乎处于全无戒备的状态,非要等到整条街都被烧完了还不出现?难道是“为了诱敌出洞?”真地令人不可思议。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请西藏有名望有威信的佛教高僧出来解说西藏的历史,批判达赖喇嘛的分裂破坏活动;开设西藏社会进步展;修复西蔵各地的寺庙;对西藏各类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行多方位的宣传,特别是认识到了在西方社会进行此种宣传的重要性;进一步地加强西藏地区的改革开放;对藏胞、僧侣的教育,……。这些是事发当时,笔者个人的一些想象,现在看来,政府都已经做到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的责任   现在摆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面前的事务,真是太多、太错综复杂了:地震,奥运,西方抵制与挑衅,西藏问题,新疆疆独问题,台湾问题,…。还有通货膨脹问题。总之一句话,中美对峙与和解问题。这些都值得领导层仔细玩味,运筹帷幄,祈愿大获全胜。   

    19 May

    三校合并-大连海运学院诞生亲历记(II)—伴随着DMU成长(b)

     

     

    三校合并-大连海运学院诞生亲历记II

                                          伴随着DMU成长(b

     

    教学水平的提高     并校的第一个优越性-教学质量的改善,立竿见影地就显现出来了,大量高水平的上海教师出现在讲堂上,让我们这批“东北人”学子大开眼界,深受其益:

     

    ·王珪荪先生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留学归国,二级教授。王老师擅长力学,专门讲授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其最出彩之处就是讲课不用讲稿,内容全在脑袋里装着,边讲边作板书,干净利落。记得初次听他的材料力学课,对他的一口宁波“官话”虽不熟悉,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我对各种语言的适应能力还是相当强的。毕业后我一直为王老辅导理论力学课,所有四个班的习题课都由我一个人“包了”。我听讲过程中记下的笔记可说是整洁全面,不漏只言片语,一些北方同学课堂上没怎么听懂的,事后还找我拿它作参考呢。

    先生对我也是有点儿欣赏,并恩宠有加。记得当初在他的材力课上,讲到连续梁的“三弯力矩定理”时,王老叫我起来谈谈理解。我说,“想用该定理求解某一截面处的相关变量,必需知道一个边界上的条件,我自己是这样想的。”王老对我的回答并未给以直接评论,而只是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您说,这不等于对我的肯定吗?工作两年之后,DMU要派一名力学助教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培养深造,由于王老等人的力推,我才能摆脱其他竞争者的无端干扰而“出线”。

    此处笔者再多罗嗦几句。1960年,我患严重失眠症,王老多方面关照,安排我到市内养病,并晓我以生活之道。王老告我:“实在睡不着,试着看毛主席著作。”这本是出于对我深切的爱护,但这句话在文革当中却成了王老的“罪证”,使他在DMU全校“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大会上遭到了更加强烈的指责与批判。岁月斗转星移,今日我为自己“揭批”王老而深感愧疚。

     

    ·刘百庸先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归国。  刘先生在造船学上的学问甚是了得,对此我们都有耳闻。可惜他来连后只给“甲班”上课,我们“东北人”无缘领教。不久他又回到上海去了,深以为憾。刘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运输船舶”条目(杂货船、载驳船、集装船、滚装船;船舶稳性、运输船舶发展史等)的撰写当中做出了出色的工作。

     

    ·朱绍庐先生      老师是王珪荪先生的得力门生,连讲课不用讲稿的风格也学得惟妙惟肖,并独具特色。在毕业前朱老师讲授的《水力学》课当中,我是该课的“课代表”,可是在一次关键的考试中我的分数却十分令人失望,我自感愧疚。以这样的成绩在毕业后却恰恰要为朱老师辅导《水力学》和《流体力学》,我的压力可谓巨大。好在笔者知道努力,不到2年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该门课的基础理论和实验要领,能独立承担助教的工作了。等到1957年春我被派送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深造时,与同班同学比较,我的流体力学知识面似乎还略占上风。这得归功于朱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是他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给我以深刻影响。朱先生在微电脑化的锅炉控制系统研究与生产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任国务院学科评审组成员多年。

     

    ·杨春龄先生    老师来连后立即接替东北航院许桐藩老教授的工作,为我们讲授《辅机(轮船辅助机械)》,他一面上课,一面将当时苏联海运高校著名的教材:海塔古罗夫著《船舶辅机及系统》译成中文(1957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使课程内容日臻完善。加上他具有海船轮机员的丰富实践经验,故而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大受欢迎。

    先生当时年轻、英俊,儒雅,外型酷似马英九,普通话也讲得好,尤为排球高手,成为我心中崇拜的偶像。时光流逝,但此情未变。记得,一次辅机课程考试(小测验?),杨先生出了一道题:“离心泵打不出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靠着推理的小聪明,我答了大约10来条可能的原因,没想到大获杨老师的好评。此后杨先生一直对我爱护有加,时常给我以帮助,彼此之间可以说成了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杨先生是制冷研究专家。担任DMU研究生部主任多年。他的早逝,笔者倍感悲痛。

     

    ·陆祥润先生     老师电工方面造诣至深,在DMU无人不知,我们“东北人”曾期待他来上课,可惜未能实现。

    20世纪8090年代,笔者负责DMU“计控系”的行政领导工作,与陆老师打交道时常显出幼稚、傲慢之处,藉此机会特地向陆老师表达诚挚的歉意。

     

    ·冯家海先生/ 黄乃鹤先生     这两位轮机系特别聘请的教授,均曾当过海船轮机长,从经验上说讲《内燃机》这门课应该是完全胜任的;问题出在理论方面。他们备课还是十分努力的,这从上课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但讲的东西,深度、广度都不行,故而不受同学欢迎。后来不知哪方面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让两位先生“竞赛”:冯先生上一次课,接下来黄先生上另一次课,看谁厉害。这使两位先生紧张得不得了,结果是半斤八两,谁的课都无法讲好。最后二位全被DMU炒了鱿鱼。《内燃机》课主讲不得不另请高明。

     

    ·朱国伟先生      这是位刚从大连工学院内燃机系毕业(1953届)的白面书生,个头不高,方脸膛配黑边眼镜,讲上海腔的普通话,言行颇有风度。由他接替“冯/黄”二位讲《内燃机》,课堂上还真有板有眼的,把我们这拨学生全给镇住了,于是他的课一直讲到19549月我们毕业。

    老师是个很能干的人,很快就当上了DMU轮机系党总支书记。在他还不是教授的时候就带起了研究生,除了“政治资源”之外,主要靠的是学术方面的实力。其后他一路顺风,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历任校长/党委书记,盖有年矣。

     

    ·席龙飞先生    大连工学院造船系毕业生(1953)。专们给“东北人”上造船大意课,也颇受好评。

     

    伙食的改善    并校的第二个优越性-伙食水平的提高,也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了。以前在东北航院,我们只知道吃苞米面发糕(切成长方形,美其名曰“丝糕”),大白菜、大箩蔔之类的菜;并校后,一些适合上海人口味的饭菜上了餐桌,肉丝炒雪里蕻,我们是第一次吃,大米饭、白馒头吃不了被倒掉的现象也发生了,…。

     

    三校合并-大连海运学院诞生亲历记(I) —伴随着DMU成长(a)

     

     

    三校合并-大连海运学院诞生亲历记I

                                          伴随着DMU成长(a

     

    大连海运学院成立       195363,由原东北航海学院(大连)、上海航务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厦门,集美)合并而成的大连海运学院(DMUDalian Marine University)宣告诞生,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成立的第一所航海类高等学府。笔者亲历了中国航海教育史上这一重大事件,并伴随着DMU成长。可以说,离开DMU,我将一事无成,DMU就是我此生不能割舍、赖以兴旺发达的幸福之星。

     

    将大连海运学院称之为DMU,这个译名还是笔者本人杜撰的。原来人们惯用“Dalian Marine College”,按理说,这样译法较合乎“常规”,并没有什么原则问题,譬如大连医学院就曾经被译成 “Dalian Medical College”,等等。可不明就理的人,总爱将“College”这个词想象为“大专”甚至“中专”,从而引起种种误解。我就遇到过一次尴尬的局面:1980秋,我初到NTH船舶工程系,与导师Engja刚见过面,对面办公室的一位教授就来问我是从哪所学校来挪威访问的,我如实告知:Dalian Marine College。他满脸迷惑地问:那你们的学生来源是什么?我明白他的意思,以肯定的语气告诉他:全是高中(High school)毕业生,他才明白过来,说:“那你们的学校是一所University。” 对比之下,上海人就十分精明,他们很早就将上海海运学院译成了Shanghai University of Shipping Transportation,您说,这个名字该多响亮呵。北方佬,是得多动动脑子。

     

    DMU汇聚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航运教育精英。在他们的打拼下,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奋斗下,曾几何时,DMU就成了全国著名的重点院校,提起大连海运学院,国人不知道的一般还真不多。DMU的毕业生遍布五洲四海,在高悬五星红旗的远洋巨轮上,在世界七大洋五大洲的各大港口码头上、航运公司里,都可发现他们的身影。55年的时光流逝,至今DMU已从“大连海运学院”这一专门性的科技大学转变为以“航海”为主线、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高等学府大连海事大学,说后者是行业上“国际一流”,毫不夸张;至于说国内“大比拼”,属于几流,还真有点不好说;反正是蛮厉害的。情况的发展与变化,震颤往日学子的心灵,也使我这个一生为DMU默默奉献的“校友”,无比自豪。回首往事,心潮澎湃。学生时代让我最难忘怀的,还是“三校合并”期间所发生的、所经历的事。因而就笔者记忆所及,撰写此文,以兹纪念。

     

    三校合并   论基础,论水平,上海明显超过大连,但出于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全面考虑,交通部决定,以大连凌水桥作为大连海运学院的校址实行“三校合并”。这一决定,即使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仍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完全正确的:大连位于发达的东北重工业区的南端,经济相对繁荣,具有著名的海港与造船厂,航海气氛浓厚;距台湾海峡前线较远,北有友国苏联“护卫”,利于安定治学;南临渤海与黄海,给游泳、操艇、驶风等海上训练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凌水校址的选择,据说是由交通部派相关干部配合苏联专家经严格考察后确定的。还真得服了这帮权威们,不知是怎么想的,许多好的地方他们不要,居然把校址“选”在了一片狭长的山包上(即后来大家称之为“东山”的地方),给后来学校的发展带来不少先天的麻烦。他们给DMU做的规划也绝了:一幢教学楼,一座图书馆,小小的轮机实验室,两栋三层楼的学生宿舍,一座食堂,外加几栋家属宿舍,仅此而已—完完全全是一座微型中专的规模。

     

    从那一个起点开始,经海大几代领导与群众的奋斗,到今天,DMU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那座学校的影子今天几乎已经见不到了;高大的建筑群取代了低矮的楼房,只剩下那两栋三层楼的学生宿舍没拆,据说是因为有校友建议留作纪念才予以保留;笔者愚见:干脆拆了算了。详见本文附录1

     

    欢迎上海师生来连      交通部这一决定无疑将东北航海学院置于“主位”,上海、厦门二校则面临搬迁、并校之苦。特别是上海的师生员工,不得不远程万里屈就大连。教学设备、图书,“一窝端”,全部迁连;所有的坛坛罐罐,装了整整一列火车,作为铁路专列,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1953.03.09),气势是极为雄伟壮观的。厦门师生来连要稍晚一些(1953.11),那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实现的。

     

            作为临时之计,这些来自上海和厦门的同学,还不得不先在当时的白山路校舍委曲一下。白山路校区一览:一座四层的“丝糕楼”,一幢明亮的新教学楼,几栋红砖三层学生宿舍,几间平房的饭堂,这几乎就是全部了。

     

    我们“东北人”应该谦虚、谦让,尽地主之谊,为上海、厦门两校的师生创造尽可能好一点的条件,尽量为他们做些服务—这是东北航院全体学员的共识。所以,我们轮机二年甲班全体同学事先就把所住的宿舍全部腾出来预备给上海同学住;我们自己则搬到新教学楼3楼的专用阶梯教室中打地铺睡觉,好在有木地板,睡起来“蛮舒服”的。

     

    等到上海火车到了大连以后,那些资格老一些的教授都被安排到南山、岭前等处的日式洋房或后山高档房居住;一些年轻教师暂时只能一家一户地住到学生宿舍,等待进一步的安排。我们“东北人”按事先分派好的方案,两个同学一组(记得我是和1952级的肖汉良分在一组,肖是上海人,故我倆形成一个“万能”组合),纷纷到那些“上海迁连”的家庭去“上门服务”:问问有否衣物需要送洗?要不要帮忙买何物品?等等,不一而足。今天我们知道,做什么好事,都要有度,可当时我们这些小伙儿都是“一根筋”,以至于服务殷勤过度使得那些上海老师实在有点儿招架不住,不胜其烦。他们不断礼貌地拒绝:不需要,如有需要,会告诉你们的,…。

     

    我们“东北人”,不但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上海来连师生;对于校方在教学计划上对 “上海”同学的某些特别关照,也能泰然处之。举个例子:轮机系三年级(毕业班,见附录2),一共3个班,甲班为“上海”班,乙、丙班则为“东北班”(该系科无“厦门班”)。各种专业课,甲班都单独由上海老师授课,绝不与乙丙班合班(水平不同?习惯各异?可能均而有之)。如造船-刘百庸先生,电工-陆祥润先生,材力-王珪荪先生,水力学-朱绍庐先生,辅机-杨春龄先生,这些老师均为“正宗上海人”;只有讲柴油机课的朱国伟先生是当年(1953)的大工毕业生,好在他原籍仍为上海。这样看,来连后DMU同样能保证“上海人”的教学质量,并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平衡。

     

    附录1      DMU现有在校生近23000人。大连海事大学拥有一支整体素质好、层次结构较合理、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现有教授251名,博士生导师164名,聘任二级教授39名,三级教授70名,并涌现了大批优秀中青年教师。聘任了42名学科带头人,86名学术带头人,组建了86个学术梯队。学校还聘请共享院士4名、讲座教授31名、客座和兼职教授136人。学校占地面积113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41.2万平方米

    DMU拥有航海模拟实验室、轮机模拟实验室等40余个教学科研实验室,拥有1艘万吨级远洋教学实习船。学校设有航海学院、轮机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法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交通工程与物流学院、外国语学院、机电与材料工程学院、数学系、物理系、体育工作部、继续教育学院等教学单位。学校设有33个本科专业、24个硕士点、9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拥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授予权及工程硕士、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授予权。

         并校50余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近5万名,其中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航运事业的骨干力量。学校还为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培训留学生及各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4000余名。

         

    附录2   当时因国家建设需要,我们的学制由5年减为3年,但仍算本科毕业。

     

    08 May

    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建设 (IV)申报重点实验室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4d)

     

    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建设 (IV)申报重点实验室

      -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4d

     

     

    DMU(大连海事大学)LSC(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申报交通部重点实验室,并获批准,这是笔者终生服务于DMU的最后一件重要的贡献。当然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整体规划,互相协调,数据统计,报告撰写,现场评估认定…等。本文对此做一个概要的介绍。

     

    交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       1999年初,交通部下发了《交通部重实验室认定办法》,该办法实际上是参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结合交通行业的特点制定的。

     

    交通部重点实验室的主要任务 “承担国家、省部重点科技项目的研究与试验,解决交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等高层次技术人才,为提高在职科研、教学人员的学术水平,提供研究和实验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接受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合作,使之成为学术与技术交流中心。”

    交通部重点实验室的基本条件  “有确定的近、中、远期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有承担国家、省部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有鲜明的研究特色,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所属专业领域应为部重点学科或重点专业,有良好的博士、硕士授权点支撑;有学术造诣深、思想活跃、治学严谨、学风正派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支整体水平较高、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实验设施较为完备,有一定数量的先进仪器设备及支撑软件;科研成果显著,已取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质量体系健全;…。”

    交通部首批重点实验室专家现场受评单位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道路结构与路用材料实验室,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大连海事大学—船机修造工程实验室,上海海运学院—航运仿真中心,武钢交通科技大学—港口装卸技术实验室等,…,共13个受评实验室。

    参加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的认定工作专家组名单   组长: 高浩德—上海船研所研究员;组员: 高孝洪—武汉交通科技大教授;     郑华耀—上海海院教授;辛文杰—南京水科院高工;袁章新—上海船研所副研究员。

    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的认定工作现场评审时间   199911810日。

     

    笔者的工作       1999年初冬,笔者在该年6月底所患的股骨骨折虽已接近痊愈,但仍需拄拐行走,仍属于行动不便之例。但对LSC申报交通部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却丝毫不敢怠慢。大概在多半年的时间内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⑴基础性工作—编写了《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申报交通部重点实验室材料》,全面而系统地统计了:

        整个实验室的成员(共18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4人,讲师4人,博士后1人,博士5人,45岁以下人员9人)。

        承担任务(国家级项目,9项,41.4万;省部级项目,21项,325.1万;横向协作项目,14项,159.1万;国际合作项目,2项,5.3万;其它项目,5项,5.6万)。

        科研成果{国家级奖,1项;省部(市)级奖,10项;已鉴定的项目,1项;国内发明专利,2项;著作,10部;EI收录论文,4篇;国际会议特邀报告论文,1篇;国际会议论文,17篇;国内期刊或会议论文,124篇}。

        人才培养{“十白千”人才中“十人层”,1名;1996年以来已授学位的博士,5人;45岁以下省部级项目负责人,2人;1996年以来毕业的硕士,27名}。

        学术交流(参加国际会议,14次;来实验室讲学的外国专家,9人次;实验室人员国内外讲学,2人次)

        设备利用率。

    以上整理的资料为填写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的认定工作所需的各种表格提供了完整的数据

    ⑵填报“交通部重点实验室认定指标体系—附表”。

    ⑶填报“交通部重点实验室认定指标体系”。

    ⑷撰写“航海动态仿真和控制实验室自评报告。”

    ⑸填报“交通部重点实验室认定申请书”。

    ⑹撰写“航海动态仿真和控制实验室工作规划”。

    ⑺撰写“航海动态仿真和控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章程”。

     

          在以上诸项中,我曾经的的博士研究生张显库(Z)做了大量的具体统计及表格填报工作,藉此机会,我对他的贡献给以高度评价。

     

    DMU评审实况     1999118。上午在DMU“科学馆”开第一次会议。

    ⑴先由DMU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主任贾欣乐做“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自评报告”,用PowerPoint幻灯片形式介绍了:概况/研究方向和内容/科研任务/科研成果:获奖、专利及技术转让/论文及著作/人才培养/人员情况/实验室软硬件条件/管理/学术委员会/自评结论。

    ⑵由航海模拟器研究室负责人贾传荧教授做“船舶操纵模拟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研究”的学术报告。

    ⑶由轮机模拟器研究室负责人郭晨教授做“虚拟现实仿真技术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

    ⑷认定评审专家组全体成员现场察看了各研究室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对船舶操纵模拟器、轮机模拟器、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进行了深入的观摩与检查。

     

           在这里,我还要对这项评审工做中的某些细节作一点点补充。(ⅰ)您别看这个“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实验室”主任的“官儿”不起眼,还真有人蛮看中的,211办的某些领导藉口J1(即笔者)的腿有病,就在评审会即将进行的前夕放出风来,似将换人做自评报告;我的朋友J2也真有点跃跃欲试的劲头。我到校后见此苗头,当仁不让,不客气地表述:为了这件事,“我”已经进行了大量准备,别人对细节并不清楚,还是应该由“我”做该自评报告为宜。见此状,那两方面也都龟缩了。但我已感到“风紧”,不久我就向吴兆麟校长提出辞呈,他让我给人事处及211办分别打报告,我均照办。并在与孙玉清校长助理(现副校长)交谈时,正式建议J2接替我的工作,使J2终于如愿以偿。(ⅱ)1110日,评审组整天都要有人侍候,一会儿要核对论文数量;一会儿要提供访问教授的任命状;忽而又要求XX数据,好不紧张。此时一贯给我当“秘书”的Z却不出现了,徒又增添不少困难。(ⅲ)专家组“现场评审意见”的出炉似乎还相当困难,大家等着直到1110号的晚800结果才出来,真难为那些专家了。令大家高兴的是,我校得分略高于上海海运学院。这其实是虚荣思想作怪。之后,经郭晨帮忙叫来出租车我赶紧往家里跑,老伴还在担惊受怕呢。

     

    专家组“现场评审意见”(全文)   【受交通部科技司的委托,专家组一行五人已于1999118日至10日对大连海事大学申报的《航海动态仿真和控制实验室》按“交通部重点实验室认定方法”、“交通部重点实验室认定指标体系”及“‘交通部重点实验室认定指标体系’有关问题的解释与说明”进行了认真、严格的现场认定评审,评审意见如下:

     

    〖一、大连海事大学申报的《航海动态仿真和控制实验室》是跨学科的大型航海动态仿真和控制实验室,属交通运输工程和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领域,与系统科学、控制论、动态系统仿真与模拟技术、信号处理技术、计算机工程与计算机网络技术学科密切相关。

    二、该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研究和轮机工程研究。研究内容有:船舶操纵模拟器与轮机模拟器,船舶自动化、智能化设备与系统。这些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符合国民经济建设、交通行业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方向,对涉及的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创新内容,并有较明确的近、中、远期研究目标。该实验室具备了承担国家、部(省)级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在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船舶运动海上遥控实验平台和基于虚拟现实技术(VR)轮机模拟器研究等方向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专长,除了承担纵向课题之外,还积极开拓技术市场,科研任务比较饱满,科研经费比较充足。

    该实验室近五年来承担国家级、省市级项目29项,有 项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评审)。其中“智能式航迹舵产品化研究”获辽宁省发明一等奖,“远洋船舶柴油机专家系统在实践教学中应用”、“远洋船舶柴油机专家系统CAI”获省部级一等奖,“柴油机船舶动力装置管理”、“模型与仿真课CAI课件研究”获省部级二等奖。“小型船舶操纵模拟器”等4项获省部级三等奖,“轮机管理”等多个项目获省部(市)级不同奖项。在1996年至1998年内,有4篇论文被三大检索系统收录,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12篇,在国内学术期刊、国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108篇,出版专著5本。实验室的整体装备、学术水平、科研和教学能力总体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四、该实验室在专业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上均有自己的学科带头人,如从事航海动态仿真与控制的贾欣乐是该学科国内外著名教授,出版专著《船舶运动数学模型—机理建模及辩识建模》,是国际IFAC CAMS 委员会委员,四次担任CAMS学术会议国际程序委员。从1986 1997年培养博士研究生9名。从事航海模拟及控制的贾传荧教授,从事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的赵德鹏教授,从事轮机自动化与仿真的郭晨教授,从事船舶自动化研究的任光教授等,均为行业内知名学术专家、博士生导师。目前该实验室已经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在专业分布,学历层次,年龄结构和职称构成等方面均较合理,科研水平高,培养人才能力强。

    五、实验室经过多年建设,其设施齐全,设备先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行设计研制的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基于虚拟现实技术(VR)轮机模拟器和船舶运动海上遥控平台,其技术属国际先进水平。该实验室能够适应航海动态仿真和控制技术的研究和船舶轮机和驾驶高级人才培训的要求。

    六、该实验室近年来有多项产品开发成果得到推广应用。其中“综合船舶监控系统”、“中国船舶报告系统”、“航迹自适应操舵仪”、“多功能航行安全仿真系统”、“雷达避碰模拟器”、“小型船用电子海图机”等均取得了明显经济和社会效益。1994年以来,实验室独立培养博士生28名,合作培养博士生2名,独立培养硕士生50名,有245岁以下青年成为部(省)级重大项目负责人,有1人进入交通部“十百千”工程“十人层”队伍,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突出。

    七、该实验室建立了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有较完整的科研管理条例,质量浮动管理办法及仪器设备使用管理等规章制度。并纳入了全校的海事教育和培训ISO 9001 质量体系,运行情况良好。于19996月经挪威船级社认证,取得ISO 9001 质量体系证书。19997月通过年度复审。

          实验室已建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实验室发展方向,项目立项,技术方案审查,关键技术开发,阶段成果评定,项目验收方面发挥了指导、咨询、评估作用。

    八、实验室所在单位大连海事大学对实验室基本建设,设备添置,后勤服务等和实验室的正常运行方面给予了重点保证。对重大项目建设,校领导更是大力支持。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校领导十分重视,为科研和教学结合,为科研走向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九、实验室的定量计分为  ,定性计分为  ,综合分为  。在23个三级指标中有个A  B  C

    十、该实验室在专利和技术转让,人员开放和课题开放方面相对不足,学术委员会校外委员的作用还可以进一部发挥。建议:1.提高人员开放度和课题开放度,向大连市、辽宁省和全国开放,吸引相关学科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来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2.健全学术委员会规章制度及工作计划。3.多争取国家级重大项目和部级重大项目。其中第二条要求在二个月内整改完毕,并将结果报部科技司。

    综合以上,现场认定评审组一致认为“航海动态仿真和控制实验室”已达到部重点实验室的标准条件,建议确定为交通部重点实验室。〗

     

                        评审组长  高浩德(签字),19991110日】

     

     

    03 May

    十年一刧 —往事浮现(10)

     

     

                       十年一刧

                        —往事浮现(10

     

    我的一生,从大学毕业出道到现在,精神上的抑扬顿挫不说,光是身体上所受的苦难,可说是一直不断,大起大落。而且几乎是周期性的,差不多十年左右就来一个循环,上下前后不差12年,你说怪不怪? 如果是基督徒或佛教徒,一定会将这些劫难与自己的“罪”联系在一起,做出忏悔,请求上帝或佛祖的宽恕**。我虽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但对前因后果的审视与联想,却也是不可或缺的。遂成此文。

     

    ·1960时期   1959年由清华力学研究班结业回DMU工作,该年秋与爱妻结识。1960年春,因患严重失眠症、早期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入住大连老虎滩工人疗养院3个月。出院后身体逐步复原。1960秋季始,为DMU力学师资班讲授流体力学概论课,心情渐渐回复到平静状态。

     

    是年冬季,突闻母病消息,心急如焚。急乘夜车由大连回辽阳老家探母病。在张台子火车站,险被火车撞死,详情见笔者的博客“(26年前省亲路上遇险)”一文。此为笔者今生所经历的第一场生死考验,瞬刻间就与死神擦肩而过,还没来得及害怕,险情已经过去了。

     

    ·1970时期    文革过程尚未结束,“工宣队”已于1968秋进校领导“斗批改”。“大仪表”那帮“工宣队”,凶神恶煞,确实把我们这些“站错队”的老九给坑苦了,个个被吓得丢魂落魄的,像一群失去爹娘的孩子。为形势所吓,个个不得不猛“杀回马枪”,向昔日的战友“开火”,心情的沮丧与矛盾,岂语言可以形容?加上全校下乡,生活条件骤变,以至我10年前的老毛病-严重失眠症、高血压症又犯了,精神成天处于恐惧忧郁之中,劳动没力气,开会打瞌睡,痛苦极了。回校后,“深挖细找阶级敌人”运动中,有同事就给我贴大字报:“你说贾欣乐怪不怪,每到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犯高血压,什么问题?”;“他爱人还穿旗袍,他的家庭出身难道真是贫农?”……。看了这些“揭发”,您说我心里什么滋味?

     

          还好,自从1970年“九大”以后,上头也强调“团结”问题了,表面上对资产知识分子的压力也有点缓冲了,藉此机会,我的病还真一点点又好起来了。当年夏天,我带妻子(她在文革后期还无缘无故坐了“小燕飞机”)到学校附近的凌水海边游泳,这时我原来的战友老S半开玩笑地说:“你看,俩人又活过来了,在这又露头了,…。”意思是提醒:“还不知道留神,难道还等人家给你贴XXX……?”

     

     

    ·1980时期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这个“白专道路典型”也受到了领导的重视。1978年,在我46岁“高龄”时参加出国考试,竟一举中的。这其中关键是得有位“伯乐”赏识你是不是?我系总支书记李守正就是此类人物,可惜后来他英年早逝。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唏嘘不已:今后还有谁将是我的知音?

     

    1978年秋季,我参加了DMU第一批精英外语口语培训班,在班上我的成绩就相当出众,受到吴德茂老师的好评。1979年春季,我又被派到位于天津马场道的天津外国语学院提高口语水平。我当时所在的6班,学员年纪都较大,口语都不怎么样,而我这个刚刚学到一点口语皮毛的老兄就可算是鸡窝里的凤凰了,课堂上与老师进行的自由交谈(Free talk),竟被同学们羡慕的不得了。我的同班同学,大工派去培训的一位C老师每天都粘着我,常常问我:“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walk with me ?”如我答应“Yes”,他就会像小朋友一样地高兴,目的就是能有多一点儿机会我们一起练外语。我们边散步边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聊天,还真像是那么回事儿。您说当时我们这些老头儿那种“干劲儿”,今天好像还不太好找呢。

     

        由于“天外”的生活条件太过艰苦,2030人睡一间大教室,我当时又犯了失眠症。自觉难以应付学习任务,随即向该校负责培训班的领导人提出打道回府的要求。他对我的状况深表同情,说学院本想对像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学员准备好一些的生活条件,但最终没能实现,对此他引以为憾。至于我的去留,他却未加可否,让我自行决定,好自为之。我呢,早上坚持长跑锻炼;再买一些“柏子养心丸”之类的中药服用;加上每天不上课—到附近的水上公园遛哒,听免费的天津曲艺表演;高兴了就到饭馆吃顿天津包子,叫一、两个菜,喝点啤酒,也算自得其乐吧。这样下来,我的失眠症竟逐渐好了。代价是我的外语成绩大受影响,同班同学说:“老贾,怎么回事儿,你的口语都赶不上刚来时流利了。”但我觉得值,这段经历对我还是颇有用处的,它起到了某种预演的作用。见另文“留挪散记(1)-口语准备”。

     

    1980年我到Norway访问之初,同样经受了失眠的巨大痛苦。“天外”的经验,让我慢慢适应了国外的生活环境与生活节奏,并在访问研究中取得结果。您别小瞧这点事儿,据我所知,一些优秀的人才,初到国外,无端地紧张,就是睡不着觉,从而不得不回国,而回来后失眠却就自动好了,…,那情况较我还严重呢。

       

    ·1990时期    手指刀伤:做饭着急,刴肉(未全融化)不小心,竟然将右手好几个指尖给刴掉了,鲜血直流,跑到大医附属2院手术。又患伤口感染,连上课都困难,无奈,只得用左手写讲稿与板书,足足折腾了小半年。刚好不久,炸鱼的热油又将左手严重烫伤,不得不到大医1院烧伤科,找妻的老同学吴大夫看病。一时间,在DMU我成了个成天“带白手套”的人。

     

    ·2000时期     1999年, 在家里突然摔倒,患上“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见笔者的博客“病中感受的温暖-7年博导生涯中难忘的往事(8)”,住院月余。2000年,又突患“半机械性肠梗阻及兰尾周围脓肿”,住院月余。这两场重病,把我的身体与精神完全毁了。校方也看出了我的使用价值已锐减殆尽,于2000年冬立即要求我退休。2002年,我的老毛病-严重失眠症、高血压症重犯,且患上忧郁症,心中异常的压抑与焦虑。实际上自己这次是患上了退休综合症。经过了相当长期、耐心的治疗、将养,才逐步走出抑郁的阴影,慢慢地感受到了生活的温馨。见另文“开场白”。

     

    ·2008时期     2008年4月10,又遭车祸。详见另文旦夕祸福”。

     

    妻常说我干活毛草, 做事太愣,我却一直不以为然。总觉得自己麻利,注重速度和效率,对那些做活慢吞吞的做派,是很看不上眼的。现在多少也认识到了,那确实是我的致命缺陷,否则,厄运为何一次次地袭击我呢?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凡事稳步地干,是至关重要的 

     

    **注:按圣经,共分为七宗罪,其顺序为:骄傲Lucifer)、妒忌(Leviathan)、愤怒(Satan),懒惰(Belphegor)、贪婪(Mammon)、贪食(Beelzebub)及好色(Asmodai)。
    相对于七宗罪,天主教列出了七德行(谦卑,温纯,善施,热心,慷慨,适度及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