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挪散记(7)-与Dr.Brembo的持久友谊(I)

挪威人以作为Viking的后代而自豪   “海盗(Viking)”一词是你和挪威人交往中无可避免的。因为海盗曾是8-12世纪欧洲一段历史的主角。那时，来自北欧-主要是挪威的海盗，以其凶悍、残忍的掠夺和侵略，使邻国遭受苦难，使世界陷入恐怖。然而时过境迁，历史的血腥味逐渐退去，Viking被慢慢蒙上一层“童话”般的面纱，今天,海盗似乎成了勇士的化身。

     今天的大多数挪威人谈起Viking无不眉飞色舞，津津乐道，都以自己是Viking的后裔而自豪。在Norway,许多男人愿意留连鬓鬍子，我觉得这与Viking的传统不无关系。在那里，不但男人喜欢大鬍子，女人也如此，开始这还真叫我有些吃惊。讲个真实的故事(不是瞎编的笑料)：一个中国访问学者建议其挪威朋友把大鬍子刮了，保证他将变得更年轻萧洒。没等这位挪威朋友本人发表意见，一旁他的妻子急了，高喊：“不要剃，我喜欢大鬍子。”你看，这大鬍子的威力有多大？仔细想想，大鬍子男人确实显露出阳刚之气，可能对异性更具吸引力。我的两个年轻挪威朋友(当时约35岁)：Brembo和Tysso,全是大鬍子，他们的妻子不但一点不反对，好像还赞美有加呢。

挪威人的性格特点       挪威人正直善良，但不善交际，不愿对对方首先示好。举个典型例子：你与一位Norwegian Gentleman 同坐一桌，如果你不主动与他打招乎，那大家就在那里愣着，无法沟通。故初次接触挪威人，他们不免给人以冷漠之感。但一旦交上了朋友，他会诚恳守信。需要帮忙时，他会伸出援助之手；答应之事，说到做到，即“they do what they said” ，同时也会这样要求你。用一句中国俚语来形容，Norwegian是一个“热水瓶” ，心里热，外面冷。

由于课题开展的需要，我结识了许多挪威朋友，有年纪大一些的教授、副教瘦,但更多的是一些年轻的博士，其中一位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诸多帮助的是Jon  Chr. Brembo  先生，我经常到他家做客，彼此感情相当融恰。本文叙说我与Brembo之间的诚挚而持久的友谊。

留挪前与Brembo的联系    1979年我考上出国访问学者资格之后，到何处去，只有一个大方向：挪威。这是我自己定的。原因很简单：一，Norway是一个航海/造船发达的国度，适于我的专业；二，Norway又不是像美国那样需要神经高度紧张的地方，我那时已年近半白，不愿拿身体冒过大的风险。

     找哪位学者为导师？心里无数。只好翻阅《Automatica》杂志，发现Norway的Brembo和Tysso在船用大型锅炉的控制系统研究方面，实现了计算机化最优控制，并有实船运行记录，居业内领先地位。与我此前所做的工作，有较大的相关性。于是冒昧写信给Brembo,讯问能否在他的指导下开展访问研究，而并不在乎他较我小13岁之多这一情况。不久，我接到由NSFI（挪威船舶研究所）负责人Martens签发的“通知书” ：同意来挪访问,导师为NTH(挪威工大)的Engja教授,经费自负。显然这是Brembo从中斡旋的结果，“他转入地下，由一位教授来压阵。”我想。不管怎样，出国的事算是办成了,第一位应当感谢的就是Brembo。

初次面见Brembo     到Trondheim的第二天，我就会见了Brembo先生：只见他个头不太高，满脸络腮鬍子，说实在的，我也看不出他有多么年轻。他讲一口略带斯堪第那维亚腔的流利英语，显得挺厚道。我简述来意，并开门见山问了他一个问题：“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 what ‘Digital Simulation’ is?”大家别以为我是没话找话，问这样浅显的问题，其实那已经困惑我较长一段时间了。没想到，Brembo 几句话就把“数字仿真”的实质与做法讲明白了，我感到茅塞顿开。

    接着Brembo说，还是请我到他家里做客罢。进他的家门后，见过他的夫人Norun女士，送上我的1-2件见面礼品，看过他的女儿Bente和儿子Knut Arne,开始与Brembo夫妇简单交谈几句，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情况。要知道，这是我头一次来到外国人家中，故而谈笑均小心谨慎，惟恐行为举止有不得体之处。他的夫人却从不说话，只是礼貌地微笑、点头；以后我到他家几次，都是这种情形，我想肯定她的英文口语不行。

      下面时间Brembo开车带我游Trondheim 全城：包括大学区/滑雪场/Nidros大教堂,却未去“热闹的”商业区,实际上,Trondhei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种“热闹的”商业区。我的第一印象是Trondheim并非一座繁华的大都会，看不到有像样的高大建筑，绝大多数是花园平房，四周草苹围绕，窗台上摆放着盛开的鲜花，一派宁静安祥的气氛，是个读书/学习/研究的好地方。怪不得我驻挪使馆有的人员说，Trondheim简直就是欧洲的“北大荒” 。     

回到他家，Brembo夫人已做好晚饭，孩子们另吃，只有我和他们两夫妇入座。先上来的“Dish” 是主人自制的点心，松软可口。我吃了几块，仍不见有再上什么别的东西的迹象，我在想，这也可能是一餐“午后茶” ，只提供点心。于是继续吃下去，而且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嘴里还说：“Delicious!”听此言，Norun就又端上一盘点心，看我还能吃到什么程度。见我有些吃不动了，Norun开始上菜了，原来还有“Dishes”呢！究竟又吃了几道菜，我已记不清了，但有两点我肯定没忘记：（1）那道蘑菇烧肉（Mushrooms with meat）味道美极了，尤其可贵的是，那蘑菇是Norun在乡下的娘家亲自采摘的，他们很以此为荣，不像我们有些国人，说老家在农村还不好意思呢。（2）那顿饭，总共大概3-4个菜罢，远远低于我的予期，按照咱们的风俗,请客来家还不得端上七盘八碗哪。后来慢慢知道，人家的习惯跟咱不同，才发觉其实那一餐饭是我在挪威人家中吃的最好的。可见，Brembo 待我不薄。这是我首次亲身体验到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区别，以后这种体验不断增多，才会慢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与Brembo的初步相处    我知道，在国外有一个象Brembo这样的朋友，事情会顺利得多，因此对他客气尊重；而Brembo也很愿意接触我，遇事热心帮忙。“两好軋一好” ，使我们的友谊得以持续发展。

＋我请客     以后不久，我在‘中国餐馆’请Brembo 夫妇/Martens夫妇吃饭，钱当然由使馆报销，老秦（三秘）给每位访问学者一定额度的交际费用，自由支配。首次在外国饭店做东，我心中发毛。还好，那老板挺帮忙，我告诉他大概多少钱的规格，他就自行布菜，而不象通常那样请每位客人点菜。不过红酒除外，那必须由客人先品尝，满意后方能上酒，开瓶。这顿饭大家吃得很随意，两对夫妻也不客气，知道要喝酒，都不用自家车，改成打的来回。见客人高兴，我也大方起来，连开两瓶红酒（这对我来说，是空前绝后的），喝得每位红光满面。至于菜的味道，确实不错，对没到过中国的挪威人来说，那就是“正统的”中国菜，对我来说，感觉上怎么有点儿外国味儿？反正宾主都说:“Delicious!” 那就好。

＋Brembo帮忙给我买旧电视机     在国外一个人生活，又单独住家庭公寓，甚感孤独，这点挪威朋友也体会得到。同办公室的Reite告诉我，可在大学的公告栏上贴“求购电视机”的告示，买一台低价电视看。问我多少钱可以承受，我说，100 Kr.吧。于是她又找到Brembo，两人商量着写出了一张挪威文的告示。没多久，Brembo找我：“电视机有了，走，我帮你拉回来。”

   他开车带我到郊区的一户人家，Brembo进门说明来意，并告诉他电视是为了我这位中国朋友买的。谁知那主人也十分友好，说既然如此，你就拉走吧，钱不要了。到了地下室一看，竟是个26吋的大傢伙！是人家换上了彩电后淘汰下来的，真没想到。照理说，我应很满足了，谁知那天我却得隴望蜀，向主人说：“那您能否把旁边这台天线也给我？”此言一出，主人委婉地说：“这样吧，我可以把天线借给你用，不过以后我还有用。” 我的朋友Brembo当时也很尴尬，他没想到我会做出这样冒失的举动，但还是一起把两样东西帮我拉回了家。

过了不几天，Brembo到我“家” ，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上面绑着屏蔽导线，原来这是他为我特制的电视天线，用起来不次于专用产品。Brembo 是学电子的，这正是他的拿手。然后他又赶紧将借来的天线还给主人。

由此不难看出，挪威人在与我的交往方面，给足了面子，相当维护我的人格尊严。我想这些都值得自己好好学习，出国不单单学点技术，更重要的，要学些人际交往方面如何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关照别人，这才是处身立业之道。

(未完待续)

        留挪散记(10)－游卑尔根(Bergen)      

Engja慷慨解囊, Jia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游Norway、Italy名城    1982年秋，我在挪威工大NTH的访问研究行将结束，导师Engja教授给我一个参加由国际自控联（IFAC）举办的“第4届船舶自动化学术会议－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hip Operation Automation”的机会，地点是在意大利的航海名城热那亚（Genova），目的是增长见识，结交业内朋友，为日后的系统研究和发展打下基础。

时间关系，我的研究成果虽已出来，但已无法赶上该会的期限了。所以这次纯粹是“为了参加会而参加会” ，但Engja仍大力支持，并负责我的会议登记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全部花销，约合1000美元。并通过大学旅行社为我定购了火车票、飞机票，予订了奥斯陆、罗马、热那亚的旅馆房间，办理了旅行支票。他和夫人也将参会，不过先到法国Nice旅游，然后再去Genova。. 在国际旅游之前，Engja还让我先在挪威境内作一次乘火车的旅游观光，路线是特隆汉姆－奥斯陆－卑尔根－奥斯陆，最后由此乘飞机赴Rome访问。

一切计划得挺好，但在申请我的赴意签证时却遇到了麻烦：意驻挪使馆就是拖着不办。要知道那时共产国家出国人员会受到各种歧视，对此我深有体会，深恶痛绝。眼看到了该出发的日期，仍无消息。最后Engja直接给意大利外交部发了一封传真，说这样范围广阔的国际学术会议，无理由拒绝一位有身份的中国学者的参加。还招还真有效，隔一天的早上邮局就来电话，说有我的邮件；Engja立即开车带我先回公寓拿旅行箱；接着到邮局取邮件，果然是签好的护照；再往火车站赶，总算在开车之前到达，匆忙上车。这次参会成行，Engja功不可没，应该感谢他。

与BMV高层人士共进午餐  在Bergen市有一个我所熟悉的中国访问学者小刘，他原在NTH访问，后转入Bergen的BMV造船和重型机械制造厂工作，我在该市游览就住在他的宿舍。经小刘的安排和关照，我一下火车到达BMV厂，厂方十余位部门经理就邀我共进午餐，这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自己不过是个“Small potato”－普通的访问学者，与官方毫无关系，却获此高规格接待，“用意何在呢？”当时我真有点搞不清，直到后来我也没怎么弄明白。

席间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中国造船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我曾在大连造船厂呆过两年时间，搞锅炉控制系统设计和安装调试，经常在“船研所（设计科）” 、 车间、船上之间来回转悠，故而对国内造船情况应该说不太生疏。但对许多细节却是一知半解，可在此也不得不侃侃而谈，狠聊了一阵子，好像他们也未发现什么破绽。

Bergen的辉煌历史和优美景观﹡    Bergen是Norway的第二大都市，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与人文景观的名城。她座落在西海岸陡峭的悬崖边，依山傍海，风光明媚。该城于1070年由国王奥拉夫三世建成，12至13世纪曾是挪威首都。她在整个中世纪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港口和贸易中心。她又是欧洲九大文化名城之一，著名作曲家格里格，数学家李，都诞生于此。来到这里，我心情舒畅。

小刘特意休假陪我玩。首先乘缆车登海拔300多米的弗洛扬山，俯瞰下面，近处有碧绿的森林草场，红墙白顶的房舍；远处有烟波浩淼的大海，航行的巨轮，点点的白帆。该市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湖泊，湖的周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个个建筑群，每个建筑物形态优美，构思奇特。湖泊中央的喷泉水柱高达数十米，景色蔚为壮观。

美妙的风景是人家的，可咱自己家又不是没有，这更加唤起了我的思乡之情，心中急欲返回大连，会见久别的亲人和朋友。这种感情，在外面漂泊时间久了的人，都能体会得到。

      两天的访问结束后到超市购买一些食品和饮料以备旅途之需，其中包括一大瓶可口可乐。说起可乐，今天普通百姓都有条件随意饮用，可是倒退二十几年，它不但在中国是个稀罕物，只有在友谊商店等处方可看到，就连我们这些在国外的留学人员一般也捨不得购买，以便省下生活费，在回国时能带回几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等），所以这是我个人第一次购买可乐。小刘说这大瓶可乐携带和饮用都不方便，不如换成他冰箱里的两个小瓶的，我觉得挺有道理，就照办了。

一生难忘的尴尬经历     Bergen→Oslo的火车上旅客并不很多，我的座位两旁和对面都是空着的，但再远一些的位置上仍不乏其人。我把可乐取出摆在小桌上，开始欣赏车窗外面的风景。映入眼帘的是森林、草场，绿色覆盖着整个大地。列车不时穿过一条条湍急的河流，河水清澈，表明挪威盛产木材，水利资源也十分丰富。这秀美的风景和清洁的环境令我心旷神怡。

     过了一会儿，我顺手拿起一瓶可乐准备饮用，可是就在我撕下瓶盖的一瞬间，瓶里的可乐突然噴发出来！我毫无思想准备，躲闪不及，弄得满脸满身全是饮料，狼狈极了，并且想不出办法制止可乐的继续喷发，无奈只得把瓶子扔到地上，这瓶子在地上也不老实，接连转了好几圈才停下来，弄得车厢地板一片狼籍。其实如果在一开始立即用手捂住瓶口，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这样简单的应对方法却想不出来。

     周围的挪威车友们反应如何呢？他们明明看到了这一切，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哂笑，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我的鄙视，每个人仍旧做着自己的事情，使我在体验到他们高尚品德修养的同时，更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人格的尊重。

     那么可乐为甚么会自行噴发呢？恐怕与长期在冰箱里存放有关，同时表明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如果此事发生在今天，完全可以通过消费者协会解决，必要时应将可口可乐公司告上法庭，争取精神和经济损失赔偿。

﹡参考网页：http://www.4ctravel.com/country/norway/Bergen/Bergen.brief.htm 

         我与Prof. Grimble的短暂交往

在我接触过的诸多外国学者当中，Mike Grimble 可以说是一位“另类”﹡ 。他生于1942年，整整小我10岁。 在80-90年代，他是一个成熟而英俊的英国绅士，穿着得体，谈吐优雅而诙谐，在一些公众场合，主持人常会请他讲几句，这时他便发挥其能说会道的特点，用漂亮的英语讲上一小段，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本人却不动声色。

在学术上，他也是相当的不简单、“不白给”的；在国际控制界他虽然还排不上前几把交椅，但他的拿手招牌是控制理论与工业应用的紧密联系，以他为首的Strathclyde 大学的 Industrial Control Unit（近已改为Industrial Control Centre）强调的就是用最时髦的控制理论，解决最棘手的实际控制问题。这使得Grimble不但在英国，在国际上也颇有些名气。

Grimble除了教授头衔之外,还是两个公司的老板(Technical Director of Industrial Systems and Control Ltd., Director of an Industrial Club on Advanced Control Technology)。他不但恣意功名，且敛财有方。Grimble既显现学者的儒雅，又不失商人的精明，这倒相当符合当前某些中国人的胃口，成为这些人学习的活榜样。

Grimble的软肋似乎在于他的原创性的东西太少，虽说他的数学基础相当雄厚，但好像并未在他的研究中凸显成果。结果他只能跟着潮流而动，尽管跟的也挺紧张迅速，那到底还是比Astrom等人差一个层次。

Grimble 不但聪明，而且精力旺盛：他主编了好几个丛书系列（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Series of books on Systems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Series of books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Processing. Springer Verlag Monograph Series on Advances in Control Engineering），还主编了好几种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aptive Control & Signal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一时间成了控制界的风云人物。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认识了”Grimble。本文介绍笔者与Grimble 萍水相逢过程中的几个场景，权作大家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罢，读者真正要了解Grimble，还是需要亲自接触他本人。

在Lund IFAC会议上的邂逅    1986年，我参加国际自控联在瑞典Lund 举行的IFAC Symposium on Adaptive Control and Signal Processing 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持人：Astrom教授。会议前的酒会上，经一位英国学者的引见，我与Grimble相识并交谈了一会儿，没想到还挺投机。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做把自适应控制应用于船舶自动舵的研究，已取得初步的实船试验结果。这和他的研究领域很贴近，故而他对我表示出一定的兴趣。第二天，他就来到我们一组的会场，仔细听我的报告。在我宣读论文之后，他大加赞赏：“This is a good paper!”有他夸奖，我也有些受宠若惊。接着我表示希望，以后学术上请他多帮助，加强联系，特别是，我有一个硕士，Mr. Song，成绩很不错，如有可能，我希望能送他到 Industrial Control Unit 攻读博士学位。当时Grimble 并未给出任何肯定的回答。

他对宋青的接纳很痛快    1987年，上述那次会议结束不久，我就收到了Grimble发来的传真（当时还没有E-mail这个工具），让我尽快对Mr. Song 的水平加以确认。经过不多几轮的通信交流，Mr. Song 出国到Industrial Control Unit 攻读博士学位问题就解决了，似乎没有要什么TOEFL成绩，而且Song 去了以后，马上就开始工作，还给了一定的奖学金，情况令人满意。后来Dr. Song跟我说，Grimble 一向高傲，他怎么会对中国一所并不出名大学（DMU）的一位并不出名的教授（Prof. JIa）的学生（Song_）深感兴趣，还是一个谜。不过历史证明，Grimble 的这个选择是不错的。

在Copenhagen IFAC会议上再相遇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不久，IFAC CAMS（Control Applications in Marine Systems）学术委员会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丹麦工业大学召开每三年一次的学术会议，我与Grimble都是该委员会的学术委员，有机会在一起开会和共进午餐。当时Dr. Song 和Grimble 共同提交了一篇论文（用 Sector 理论解自适应控制问题），我任会议主持，论文由Mr. Song 宣读，受到了欢迎。但我与Grimble的关系仍像从前一样稀松平常，并未因Dr. Song做纽带而有任何的加深。

在Zurich IFAC会议上形同路人    1991年，我到瑞士苏黎士参加IFAC “Control System Design Methods ”学术讨论会，登记手续办完，正在大厅休息，这时只见那位英国绅士Grimble先生风尘仆仆地走进来，身着厚厚的毛料西装。这身名牌行头在苏格兰应该是风光一时，可到了Switzerland 就玩儿不转了，因而弄得满头大汗。Grimble定了定神，礼貌地与在座的每一位“Early bird ”打招呼 , 他见了我似乎一愣，然后自信地说：“You are coming from Korea” 。 可见，他根本就不认识我。与其说他过去“给我办事” ，勿宁说他借助我，给他自己办事。事办完了，我们的结识自然到此也就结束了。通过这一幕，我好像更看清了“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一切围绕着自己的利益转。

 ﹡参考网页: http://www.icc.strath.ac.uk/staff/grimble.htm

清华园杂忆（7）—政治运动（II）

大跃进　　　　

1958年夏秋之交，在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大跃进”正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大跃进,就其本意来讲，无非是想高度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们的干劲，以便在较短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劳动成果。科学引领，调动有方，这种办法应该可以收到一定效果。但凡事有度，过度则适得其反。可怕的是，当时许多人讲谎话成瘾，“放卫星” 成风，不管是土地收成产量也好，工厂产量也罢，说的越来越玄乎，有的简直荒唐到了可笑的程度，但领导干部们相信，不管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反正一级骗一级，直到最高级，这才是悲剧的根源。

以每亩地稻谷产量为例，前一天刚报道达几万斤，第二天又破记录，达每亩十几万斤。竟有的著名科学家根据阳光的能量，推算出理论的单亩产量还不只上述那么多。人们大大地陶醉于从天而降的“伟大胜利” 。亩产稻谷十几万斤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在地面上堆起来足有25㎝厚的粮食！这个数字较现实的生产力高出上百倍。连这也敢相信，那只能说是哲学思想出了问题，以至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物质世界的反作用，夸大到了极致。一言以蔽之：“好大喜功” 。

上述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的，本来在我的这篇博客中没必要再说。但它多少与本人的前一篇博文“清华园杂忆（6）—政治运动（I）”中的“大辩论”有些关系，为前后呼应，在此赘述几句，抱歉占用网友时间。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回头看看那篇文章。

清华力学研究班的学员，更缩小范围：“我” ，在“大跃进”中都干了些甚么呢？这是本文想介绍的。

·大练钢铁    为何要大炼钢铁？是为了当年全国的钢产量高于1000万吨，“超过英国” 。这才有小高炉“遍地开花”之举。当时，我和力学班几位同学正在位于北京清河的 “水电设计研究院”（今“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就如何改进鼓风机的效率，开展理论与实验研究。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参加水电设计研究院的大炼钢铁运动。怎么炼钢?实际上就是砌一个小高炉，放入焦碳、废铁，点火、吹风，…，再进一步的工序我就不详细了。我们主要负责提供原料－搜集废铁，到处去捡旧铁板、旧钢筋、弃置的机器零件…。至于这个小高炉，乃至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这样的小高炉练出来的“钢”是否合格，恐怕就无人关心了。

     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紧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之，起刺儿，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时间长了，再低智尚的人，也能悟出这个理儿。这就使得看起来明显有问题的号召，也有一呼百应之效。

·大办民兵师　　　　大跃进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就是“大办民兵师” 。力学班的少部分学员被选入清华民兵师，我即是其中的一员。为准备天安门前检阅，我们进行了艰苦的军事训练达一个月之久。最初是基本的姿势训练，如立正、少息、向右看齐、向前看之类。然后是齐步走、向右（左）转走，分列式行进，等等。再后是持枪训练，包括举枪、枪上肩、枪放下，等等。着重训炼抗枪横排正步行进，因为这是游行、检阅时必须采用的步法。最后确实达到了相当令人满意的效果，受到了党委常委艾知生的肯定和表扬。

1958年10月某天晚上，大客车把清华民兵师全体送到东单一带按位置顺序扎营，就地休息等待，管好武器。此时东长安街已是人山人海。晚上供应夜宵—包子，至于有无水喝，实在记不清了。这一夜，我们可说是“枕戈待旦” ，多少体验到了军人的艰辛。第二天的下午进行检阅。队伍行至离天安门100m 处开使荷枪正步走，到天安门城楼下行“注目礼” ，在队伍中想看看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根本看不到，只能约略地看见自己一个月训炼出来的横排行进队伍此时是歪歪斜斜一道弯，距要求相差太远。

回校之后，队伍立即解散，“清华民兵师”似乎也销声匿迹失了。

·编写专著　　流体力学专业几位学员，被安排参加《低速飞机空气动力学》一书的编著工作。我负责“机翼和尾翼的阻力计算” 部分的撰稿，主要涉及湍流边界层中壁面切应力计算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这个工作，既是我们参加“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也是临毕业前对母校清华的一点贡献，所以大家都异常卖力。当时尽管已临冬季，但大跃进的气氛不减，食堂提供免费夜宵，面条、包子、馄饨…热气腾腾，拿起就吃，确实有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 的感觉。故而我有时即使活儿不多，也要熬到半夜12点以后，吃罢宵夜才上床，这样才更有成就感。最后出炉的《低速飞机空气动力学》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除四害      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被作为“四害” ，其中麻雀一项让人想不通，但这是领袖亲定的。除四害似乎被看作是大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那天是从清河水电设计研究院回清华办事，早上刚起床，清华园内外，敲脸盆之声大作，挥足竿的学生到处奔跑，对这些可怜的小鸟展开了围攻。当时我怀疑这种原始方法的有效性。您别说，不一会儿，战果就出来了：在“新斋”附近的马路上就堆了一大堆死麻雀，大约几万只，看来这些小鸟的生命力很脆弱，受不了连续的惊吓而死亡。这就显现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

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也相当的脆弱，也需要关爱、教育、引导， 粗暴地对待他们，也会将之置于死亡的边缘，例如反右。

                       我家的仙客来

   去年秋冬之交，妻心情甚好，连着买了几盆小型绿叶“花卉” ，如文竹、绿美人、蝴蝶兰、冬青等，这给我们的陋室增添了几分盎然的生机。“工作” 之余，看看这些不会说话但有灵性的小小植物，我的心情也跟着高涨起来。懂得欣赏自己周围的事物，乃是生活的艺术，对此我们不妨东施效顰；比这更高的境界应该是艺术的生活，那不是常人可企望的，而属于各种文化人所专有。

   过几天。妻又抱回来一盆“仙客来” ，这可是一种真正的花卉，密叶之上开放着一簇紫红色的花，花瓣像兔子耳朵，故有人又称之为兔耳花。这盆花在我家可说是鶴立鸡群，异常显眼。虽谈不上花团锦簇，但小家碧玉清新可人，还是当之无愧的。因之，妻对她十分喜爱，高度关照。每天不停地浇水、通风、松土。

   可是事与愿违，大力爱抚之下，那些花却日见枯萎，最后乾脆凋谢了。妻赶紧到花市，问卖花人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此花属冬季开放之品种，喜阳光，温度勿过高，水分别太大。于是每天上午抱到阳台上透气、采光，晚上再搬回室内；水每周只浇一次。如此过了一些天，情况并无好转。弯弯的细脖上

一个个小的花蕾，眼看着像要吐蕊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干瘪了，始终没再见一朵花儿。妻相当的伤心。我劝她：“反正在这套房子里，你买回来的花从来就没有再开过，这回也别要求过高，没事看看绿叶也不错。” 与其说这是对妻的安慰，勿宁说是一种嘲讽。

各种招儿都用了，仍旧不灵，没办法，妻采取以逸代劳之计，干脆不闻不问，静观那花有何反应。这样足足过了约10来天，还真有些新情况出现了：有一个花蕾特别挺拔，那个小细脖有力地上翘，而不像以往那样到时候就耷拉头。我赶紧告诉妻：有戏。我请她不要动那花，让其继续表现。只见那花蕾逐渐长大，颜色也日渐红艳。一天早上，我惊奇地发现了一朵劲放的仙客来花! 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行。”

于此，我们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过度关心” 有害无益。这道理可能同样适用于对孩童、老年人、患者、贫困者的关怀和照顾。

         清华园杂忆(6)－政治运动（I）

49年全国解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照理说，应该老老实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让国家尽快富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那时的领导人仍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在文化思想领域，开展了一波接一波的“运动” ，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就没有消停过。运动名目不断翻新，可总的斗争目标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大量的党内干部做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运动中也难逃厄运。

清华是知识分子精英聚集之地，当然成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力学研究班位于清华之内，不可能是世外桃园。下面仅就本人57-59这两年所经历、所看到、所想到的有关“大鸣大放” 、“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的事情，做一个说明。本人一向不关心政治，被斥之以“走白专道路” ，但并不等于说是一个政治白痴，毫无自己的见解。见解人人都有，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不愿或不敢说出来而已。其实在市井之中，可发现许多清醒有识之士。

反右斗争      大鸣大放－反右，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 ，是“引蛇出洞”还是“先放后铲” ，今天已无争论之必要，事实告诉大家，群众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权术，在“文化大革命中” 更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结果一大批敢于“给党提意见”的青年学子，被打成了右派，他们的爱国热情被当成是向党进攻。57年的夏秋之交，清华园内一队队标有“水8” 、“电9”等字号，年仅20余岁的右派，匆匆走过，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或反省，不久这些本来很有前途的学子的身影就在校园中消失了，等待他们的是长期的政治煎熬和坎坷的人生之路。

      清华有一个“政治教研组” ，组长周寿昌教授，他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水平高极了。他又是清华校党委常委兼校办公室主任,可是在那场斗争中，连他也未能幸免。他以下教研组共30多人，一个不剩，全部被打成右派。可见光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并不能保证在中国的政坛/学坛中安全立足。

反右中蒋南翔校长曾做一报告，对清华学子的“政治表现”现给出一个估计：“清华毕业生，业务不行的，极少；但反右中出问题的占相当大比例（具体比率我记不清了，反正数目惊人）。” 如果今天蒋南翔还在的话，我想向他提一个“马后炮” 问题：“您当时真的认为，那些‘右派’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吗？”如果并非如此，把他们送进火坑，您心能安吗?

  与力学研究班有关的右派，最大个儿的当然是钱伟长了。关于他的情况，我已在前面的博客中详细说明了，见“清华园杂忆（3）-感受钱伟长老师的风采”一文，此处不赘。我们班有一位Q.姓同学，原为西交大教师，只因为在信中对学校从上海迁到西安表示不满…，被原单位定为右派，力学班派人“看管”好一阵子，才被押回西安，等待他的是什么，还用问吗？

所幸的是，当时力学班的党总支书记何友声（上海交大教师，力学班辅导教师，现中科院院士）为人厚诚，并未积极在班上“发展”右派，也未理会右派须占×%百分比的规定，我们力学班总还算太平走过那段历史。

拔白旗       这又是一种什么花样呢？是清华“独创”呢，还是全国普遍推行，不得而知，反正这回可是波及到我们力学研究班了。我看那就是一种“微型” 反右。“白旗”和右派还是有些区别的：“拔”了似乎也就算了，“白旗”这顶“帽子”并未天天祭起，被拔者也还不至丢掉学籍，但那拔法，也是相当的吓人哪。

1957年秋，那天下午，全班开大会，气氛十分紧张。某班干部（党员）高喊：“Z.××（女），是我们班上的白旗！” 一批积极分子立即紧跟，历数她的罪状，批判得慷慨激昂淋漓尽致。看来那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只不过我不知情而已。至于什么“罪行”？那真是莫须有，甚么资产阶级人生观、恋爱观、学术观…都成了批斗的靶子（例如，Z.说：‘男人就象火炉，需要的时候给你温暖，不需要的时候就丢在一旁也无妨’）。

接着，又点了一位：“L.××，是我们班上的另一面白旗！” ，又是一阵急风骤雨式的批判，原来，这位老兄学古代的风流才子，逛书店夹带喜爱的外文书被发现，引来灾祸。

人们每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哪能那么正确、那么令人满意？不管怎样，象上面说的那样，用对待敌人的方法解决思想意识问题，不是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理论背道而驰么？一个阶段以来，领导说的理论与做的实际总是“矛”和“盾”似的矛盾着。

大辩论    “大辩论”大约发生在1958年的秋天，是为“大跃进”进行舆论工作。我一向“不关心政治” ，可当时不知哪来的一股子邪劲儿，热衷于大辩论，专门与“最新观点”唱对台戏，不知祸之将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本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可在当时的潮流，似乎这种传统观点已经“过时”了，而 “精神第一” ，特别是“领袖人物的意志第一” 的思潮大肆流行。这也就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虚夸之风盛行，“砸锅卖铁，大炼钢铁” 、“人民公社,吃饭不花钱” 等极左路线得以泛滥成灾。说实在的，上述弊端，在当时还只是初露端倪，我只是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想把自己的看法与忧虑表达出来，而并不存在什么政治野心。

     班上开过几次辩论会，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传统观点” ，“舌战群儒” 。为了有说服力，我特地到清华图书馆查阅马克思原著，越看越觉得“自己的”观点正确，这样上心“搞政治” ，在我身上还是头一遭。辩论中，我还举个例子，说明革命理想、革命行动离不开经济利益：“一个农民参加革命，党总要给他指明，等革命胜利了，大家会有好日子过，大家会有自己的土地、房屋、耕畜…。如果说革命成功那一天，生活仍和原来一样苦，那谁还愿意参加呀？” 您说怪不怪：一向“走白专道路”的我，倒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卫道士了。

    我这样“顶风上” ，“班上”当然不会听之任之。一天晚上开讨论会，组长发话：“贾欣乐，你先谈一谈。”我一看形势就知道，我将是此会的批判对象，因此故作谦虚地说：“大家谈” ，可我自己就是不发言。那一、两个“批判专业户”乾着急，接不上火。这次算给我“滑过去了” 。

毕业前的批判会    要想批判你，还怕没机会？这不，毕业前的鉴定会就成了我的滑铁卢。一般学员在小组里互相鉴定，彼此说些好听的，临别留个想念。而对我，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全班鉴定。会上来了不少人，连我的大学同学、DMU同事、力学班二届学员、政治红人L.，也应邀到会，加强火力。

     会上，我的“灰色人生观”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哲学观” ，我说过的“我和某些党员不是一个量级…” ,受到了严历的批判。特别是L.,更是慷慨陈词：“贾的资产阶级思想本来就严重，来到清华，见到了那些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算找着学习、模仿的榜样了，…，这是个路线问题，…。”

     我被批的痛哭流涕，表示要好好改造思想。好在这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 ，和“右派” 、“白旗”没扯上关系，这已是我的最大福音了。看来，像我这样的小资，也想搞搞政治,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这是我当时得出的结论。那时也顾不得问了：难道钱学森、郭永怀…，他们是“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清华园杂忆(5)-我在Tsinghua学到了什么

我在Tsinghua 学到了什么

· #耳濡目染学术大师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郑哲敏…的风采，聆听他们的教诲，感知他们不懈的追求、旺盛的创造力和伟大的爱国热忱，特别是郭永怀先生以身殉国的壮举，给我以巨大震憾。这笔无价的精神财富，为我一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影响深远。

· #适应能力：这来自Tsinghua 给打下的①寛厚的数学基础；②熟练的英/俄语学术文献阅读能力；③科学计算技巧，当时电子计算机还未出现，但我已能使用清华机房的电动机械式计算机进行科学计算，并得心应手。有了适应能力这个法宝，保证我在改变专业时能迅速进入角色；在控制工程日新月异的发展中，能跟上潮流并有所创新。

· #流体力学学科前沿的内容：理论流体动力学/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边界层理论/水中长波理论/泥沙理论。这些东西在我的下半生中已不再接触，但学术思维是相通的，流体力学理论为控制论发展提供灵感，在历史上也曾传为佳话，这方面，钱学森先生是一位典范人物。

我在Tsinghua 力学研究班学的怎样

      我来自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大连海运学院），数理基础不是很深厚，与班上绝大多数出自名校的学员相比，有些差距。但来前我已在DMU做过“理论力学” 、“流体力学”等课程的辅导，有相当的教学经验，并积累了一些学术问题，这些长处对我很有用处。由于我聪颖、敏锐，一到合适的环境，马上紧抓不捨，对各位名师从崇拜到谦诚学习。大约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在“流体力学专业”的同学当中就走到前列了。 考试时通常是第一位交卷。我的外文技术刊物/书籍阅读与搜索能力已达到较好水平。加之我不是死抠书本，愿意多思考，多参加课外活动，多自我欣赏，探究人生的价值，这使我在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涯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在Tsinghua 做了些甚么

·执笔著作《低速飞机空气动力学》中的阻力部分，主要内容为湍流边界层的动量理论的最新成果，包括苏联学者费加耶夫斯基在理论物理杂志（苏）上发表的算法，以及在Schlichting 所著的Boundary Layer Theory中介绍的Pohlhaussen算法，这些在当时都是相当热门的东西。

·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室（葛绍岩研究员为首席科学家）的“高亚音速传热风洞”进行空气动力设计，并主要负责“收缩锥”轮廓研究和工程设计。

·为Tsinghua 工程力学研究班第二届学员授课，讲述《低速飞机空气动力学》中的阻力部分，实际也即是我编书中阐述的湍流边界层的新算法部分。时间：8小时。在我班仅我一人获此殊荣，真是“小学校”出身的小助教为一群“大学校”来的大学生、大助教上课，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