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挪散记(2)-从徬徨犹豫到走出国门

徬徨犹豫   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导至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变化。时至今日,为了公务,或者完全为了个人的旅游、休闲,到国外转一圈,并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可倒退到27年前的1979年,就是另一种景象了。当时我被DMU选为出国留学人员,在我的心中却充满了激烈的矛盾。

首先这是一件相当荣耀的时情。当时的电子系党总支书记李守正力排众议,推荐我这个素有走”白专”道路之嫌的普通教师出国深造,真地使我受宠若惊,感到应好好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

其次,机会难得,全校才我一个。我的爱妻观月说,她的父亲、二叔、三叔都是中央大学毕业,当年想出国都”想疯了”,可一个也没实现。现在好运轮到我身上,真是太难得了,她愿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支持我”留洋”,使我大受感动和鼓舞。

可话又说回来,那时的我,已经老大不小了(47岁),身体又不太好,一遇甚么新情况就会血压升高、犯失眠症。到国外能适应得了吗?那外国的风土人情自己一无所知,怎样和人家相处,想起来就觉得心里挺惶恐的。

抱着这样的矛盾心情,于当年10月份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受高教部委托)接受一周的出国培训,并领款制装。看到那十来个来自全国各高校派赴挪威留学的同事欢天喜地的样子,我是满脸的愁云,一点儿高兴不起来。懐揣着领到的500元制装费,我的脑袋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究竟是出国还是不去,现在就到了做出决断的关键时刻了。结果是不求长进、过一辈子平稳生活的思想占了上风,于是痛苦地退回了制装费。北二外的财会人员对我说,这样做等于放弃留学机会,太可惜了。我不为所动,立即乘车返回大连。以为由此我的心灵便可以回到宁静无为的状态,享受平淡的人生了。

对我后半生最重要的决断      实际并非如我想像的那样简单。我自己在回程的火车上心里就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心想:“为出国而刻苦学成的外语,算是白费了……。”我又陷入了另一种难于平静的状态。对我的反常决定,妻子还算理解;但学校领导无疑大为光火。我所在的自动化系党总支书记张克仁告诉我,院长朱杰说我太有负于他的期望了:“这个贾欣乐,怎么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这时我才感觉自己的行为过于鲁莽,便问:“那咋办?已经这样了。” “咋办?看你自己,如果你同意出国学习,学校支持你重返北京,补办手续。”当晚张书记叫小车再次亲自把我送上去北京的火车。学校各级领导对我的热心关懐,我至今难忘。

再到二外,吃了闭门羹:“你的出国资格已经注销。”没办法,我只得找到高教部留学生司说明情况。说来凑巧,接待我的是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派来工作的秦孝堂先生,他非常帮忙,说:“没关系,我重新给你开一张调令。”至此,我悬着的的心才放下来。这是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重新领完制装费,便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的”出国人员服务中心”买东西。这个服务中心规模庞大,各种食品、生活用品、纺织品应有尽有,西装、大衣面料琳琅满目,这在当时一般的商场是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我选了一种竖暗格的黑色花呢(全毛)面料和一种灰白点相间的花呢(全毛)面料各做一套西装,选一份厚黑大衣呢做大衣;当场就有高级西装裁缝给量身定做。这套行头到了国外,当然无法与西方流行的服装相比,但无论其式样还是做工,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穿上去使我们在外国人面前也觉得有面子,”很滋润。”这得感谢国家为我们考虑的很周到。

踏上征程     1980年秋,我刚刚结束为77级大学生开设的《自动控制理论》课,高教部的电报通知就下来了:“速到北京二外报到,准备赴挪威工大访问学习。”与爱妻和两个女儿告别时,依依不捨,心里茫然,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未来的两年会有甚么在等待我。不论如何,我还是像一个男子汉那样,踏上了征途。高教部已将我的护照、签证、机票等一切手续办理妥当。离京那天早上,穿灰西装,扎红领带,脚登黑皮鞋,同房间的那帮正在办出国手续的同事见了,都说这身打扮不错,我的心情也变得更高兴了。我的大学同学、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的周子文兄送我到机场。

途经Moscow      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各种安检、行李托运、登机手续等,看着别人怎样做,如法泡制, 一切顺利。我乘的是CAAC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大约9点起飞。登机后刚好旁边坐着一位老外,他说自己是瑞士人。我随意跟他谈了起来。我请楚记得我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是“How long will it take us to get to Moscow?”他马上回应,这说明我的话他没费劲就听懂了,接下来又聊了时差、天气等无关痛痒的话题,藉此,我对自己的会话能力,更加充满信心。

     到莫斯科后,有专人把我(以及同机一干人等)接到大使馆,等候第二天换飞机继续我的行程。当时天气还早,使馆安排新到的一些人参观红场。我特地换上了一套劳动布工作服,觉得这样随便些。不料那位负责人脸色难看地问我:“你没有西装吗?赶紧换上!这儿是在国外,要艰苦朴素也得讲个场合。”我立即照办。大客车拉着我们,驶向红场。出使馆正门时,只见两旁的苏联士兵荷枪实弹,虎视眈眈,与其说是为使馆站岗放哨,勿宁说在向中国人示威。原来,那一段时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被告知,个人不允许迈出使馆大门半步。

红场、克里母林宫的的外观,大家在电影、画片上都见过。但身临其境,却未感受到它们的雄伟壮观,从面积上说,比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小多了。接着参观列宁山、莫斯科大学,这里倒是气势宏伟,给人以深刻印象。参观结束后我在使馆院内蹓弯儿,发现它的规模巨大,景色清幽,除多幢造型各异建筑物外,院内还有一个湖泊,甚至可在其中划船。一座单独的电影院,可容纳几百人,大厅内全部铺地毯,装修富丽堂皇,座位宽阔舒适,当天晚上使馆招待我们看电影,音像效果极佳。那些使馆工作人员真有福气,我想。

与使馆一般人员交谈时,他们说,许多赴欧洲学习的访问学者,都由莫斯科转机,去的地方“越往西走,情况就越好。”我一想,我的目的地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最西端,那我岂不是最幸运的了?!

还有一件事,说来滑稽。初到使馆时即到食堂吃午饭,见一些圆桌上摆放着啤酒,我想这大概是为我们留学人员准备的,一屁股就坐下了。谁知不一会儿就有人告诉我:“这里是使馆司机们的专用座位……。”一位刚从意大利访问归来的小伙笑着对我说:“你以为自己是甚么重要人物呀,赶紧排队到窗口领份儿饭去!”这顿饭吃的是简便快餐,“这才是对我们的恰当待遇。”我想。

经Stockholm至Oslo    第二天一早,使馆派专人送我到莫斯科国际机场。一路上下着雨,车流稀少,但时而看到有人在雨中长跑,俄罗斯人酷爱运动,我是服了。这次是换乘SAS航空公司的飞机,一切手续均由那位使馆人员代我办好,初到国外,有人帮助,心里是踏实的。该飞机中途要在斯德哥尔摩降落,上、下旅客。我哪儿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哪?眼见全部旅客都下光了,我仍抱着自己的背包未动,心想反正你们到时候还得上来,何必多此一举呢?于是舱内只有我一人独坐。直到空姐打扫卫生时才”发现”了我,她们很吃惊,在察看了我的机票、证件后,也就不了了之。至此我才知道下次遇见同类情况应怎样做。

飞机在奥斯陆机场降落后,出海关时我又遇到了麻烦。按排队的顺序,前面的旅客一一顺利通过,唯独到了我这儿卡住了:我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布置了许多项目。没办法,我只得闪到旁边的一个小台子上去仔细推敲,等填完表一看,就剩我一个人了,其他旅客早已不知去向。以后得知,在那个年代,凡是共产党国家赴欧人员,在过关时被岐视的经历都差不多,故许多国人此时都是等到最后才出关,这是后话。

出关后,得知在外面等候的驻挪使馆人员已经急的不得了,他们还以为我出了甚么问题呢。我一看,接我的正是老乡秦孝堂先生,他已被任命为使馆三秘,专门负责留学生事宜。有了老秦的关照,到了奥斯陆就像到了家一样, 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我问老秦:“关于‘Nationality’一拦,我填的是‘China’,好像不太对吧?”他说:“错了,应该是‘Chinese’。”真掉架,学了半天英语,到时候连自己的国籍怎样拼写都搞不懂。

无论如何,我的留学生涯真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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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金秋青岛之旅(上)

引 子   今年10月中旬,女儿来电,问我们两人是否愿意到三亚游玩,那里星级酒店已订好(7天),只要按时去住即可,藉此让我们好好浏览一下南国海滨风光,过几天舒服日子。我们初步一想,这倒是个好主意。可继而一打听,光是两人往返的机票,打折后也要8000元,尽管这笔钱由女儿付,可每住一天, 平均路费就需1000元以上,“产出/投入比”太低,划不来。所以又和女儿商量,是否可改成到长江南北一带旅游, 她立即与其参加的旅游俱乐部商量,将目的地改成青岛,住弄海园酒店,对此安排我俩深感满意。所需2300元机票费,也告知女儿,由我们自己负担。  

   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许多地方与大连相似, 但也有诸多方面和大连不同。两者到底有多少差别呢?不身临其境,确实难以给出中肯的回答。作为一个大连人,从日常生活中,我已感到,青岛正在给大连造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像海尔电器、海信电器、青岛啤酒等全国名牌产品,已赢得无限风光和大量利润; 青岛港的吞吐量已远超大连港,成为全国第4大港。在力争参与08奥运会活动方面又抢尽先机,成为帆船比赛的场所,这一成就,非同小可。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大连的城市建设要优于青岛,但实际的观察发现,情况恰好相反,而且反差特别大,这方面给我的震撼是原先没有预计到的。

  本文略述青岛之游的经历,抒发个人的观感, 祈与网友们共享。

从流亭机场至弄海园酒店    来前我已在互联网上查看了青岛市电子地图,并将流亭机场到弄海园酒店一带的高速公路路线图下载。由图看出,青岛近郊的公路网十分发达, 几条高速路呈放射状延伸到市内各景点。一坐上出租车,我就问司机到弄海园酒店有多远,他说大约30公里。“不对吧?” 我掏出带在身上的电子地图交给他:“你看这上面说的,只有22公里。”见我较真,司机连忙打圆场,说:“我还以为你们是到市里去呢。”一路上他时而闭眼,时而飞车,时速达140公里,为保安全,我不得不提醒他,把速度降到120公里/时以下。行车只20多分钟便到目的地,车费却要83元。与返程时的车费一比较,发现该司机确实转悠了我们约15元。一般认为山东人老实、诚恳,该司机却提供一个反例。当然,社会的人是多样化的,不宜以偏盖全,把局部当整体。

从青岛机场到市区的交通不单方便,而且道路宽敞舒适,确实有大都会那样的雄伟气派,不像大连机场附近一带的马路和沿途的建筑,明显的小家子气。

弄海园度假村  由台湾企业家张先生建造的青岛弄海园度假村,位于“石老人”风景区,是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集客房、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其Trade Mark  以SPR表之 (其中:S-Surf, P-Plaza, R-Resort,直译即为海滨休闲广场),可满足具有相当要求的中外游客之需。SPR　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

(1) 弄海园酒店 （SPR Hotel)   它是一座15层的楼房,总体有2星级酒店资质,是国内参加【世界小型豪华酒店俱乐部】的唯一成员。客房均为豪华套间,同时在12层设有拉维斯地酒吧、快餐厅(La Vista Bar & Snack)。

(2) 琴岛大厦( SPR House)     这是一个配有多项服务功能的6层专业化大楼,通体透明，别致的外观、独具匠心的内部布局,使外国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而中国客人则会领略一种欧美风情,结果是皆大欢喜。

琴岛大厦的1层有:70米游泳池;SPA按摩室(泰式);桑那;健身房;日光浴区;垂柳静思区;SPR 咖啡厅（SPR Coffee）;菊石欧风小馆;SPR 惬意池畔餐厅等。2层主要是SPR Coffee。3层有 Nice 餐厅(西餐)；酒库；中餐厅等。4层是会议宴会厅。5层/6层为巴黎厅,弄海包间,更适合高档消费、好友派对。

这里1层/2层构成　SPR Coffee的旗舰店，该店在全国有多达148家的SPR Coffee连锁店，光是青岛本市就有16家，我们大连也有3家。

(3) 弄海园别墅区(Surf Plaza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该区由数十套高级花园洋房构成,还包括两套总统客房。区内遍地是草坪、树木和鲜花,道路宽阔整洁。住户为外国人和中国的大款、大腕、高干等,随处可见停放的“奔驰”、“宝马”等高档轿车。到此一看,才知道甚么是“先富起来的一帮人。”

   有一点我一直感到迷惑:在毛泽东时代,全国大众,甚至干部、军人,差不多同样穷,可改革开放一来,几乎一夜之间就产生了一批富人,到现在连亿万富豪也不新鲜了;更绝的是,越年轻的富豪就越有钱。他们的钱究竟是怎么来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无法解释。那些“新经济学家”肯定知道其中的不少奥秘,否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怎么也成了富翁呢?

象我这样智商不高的人,也从媒体上知道一些皮毛:某陈姓影视明星,在北京的毫宅价值3000万以上,可人家拍一个广告就挣几百万,有能耐呵;姚明,他的存折上的美元,恐怕上亿了吧?可这是人家流血淌汗挣来的。这些主儿,再怎么享受,都无可厚非。问题是那一大批既未奋斗、也没出力,专靠邪门歪道、玩弄权势、贪污受贿、强取豪夺等卑劣手段而致富的歪瓜劣枣们,理应受到民众的唾弃。

住   宿   按女儿的予订,我们住弄海园酒店1001号套房。一进们,就把我们惊呆了:整个房间宽敞明亮,面积竟有80平米之多,其中客厅30平米,卧室30平米,前厅加厨房20 平米,外加卫浴间6平米。从落地大玻璃窗向外望去,蔚蓝的大海,柔软的沙滩,距此不过200米之遥。这儿确实是夏季旅游、“弄海”的理想场所。现在已值深秋,海滩不见了昔日的繁忙拥塞景象,但时有游人在海边漫步徜徉,一种悠闲、静谧的气氛吸引我们立即奔过去,去亲近大海-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媒介。

    室内的所有陈设,完全符合星级标准,有两、三样事情尤其获得我与老伴的称赞。其一是房内设有简单的厨房,微波炉、电磁炉、面包烤炉、炒锅、饭锅一应俱全,刀、盘、碗、筷子、勺、菜板等随时可用,外加一台100升的冰箱,便于存放各类生、熟食品和饮料。高兴的话,就在此地开伙,应该不成问题。其二是室内主要的电器,均为青岛市著名企业的产品,如:海尔冰箱、海信电视机及数字电视转换器等,表明酒店老板的深深的青岛情结。其三是室内的各种傢具用品,大到床铺,小到餐巾纸,均被贴上或印上【SPR】的标签。显现出企业家具有浓烈的品牌意识,而这,恐怕正是某些大连人所缺乏的。

           留挪散记（1）—口语准备

出国英语考试      1978年后，按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教育部开始在各高校选派访问学者出国深造，在海大（DMU）领导指定的应试者中就有我一个。外语是唯一的考试科目。我的科技英语是1957年在清华读研究生时学的，只会阅读科技书刊，至于听、说、写，一窍不通。但我有个习惯：没事爱拿起科技文献（英）朗读几段儿，算是一种自我陶醉罢。没想到，这对参加出国考试，还有一点作用，起码嘴皮子不是那么涩。考试之前校方并未组织系统的辅导或授课，全靠个人胡乱准备。当时我们尚不知托福考试为何物，从未听说过听力、句型结构、词汇与阅读理解等测试项目，更不会做多项选择题目。

      我们的时间几乎全用在英译中上面了;口语的准备极少,记得只参加了管葵老师组织的两次Free talk，就仓促上阵。全大连只设一个考场，地点是大工化工学院后面的一座小学。先笔试，后口试。笔试题类似于托福，英译中只占1/4的份量，我主要靠此拿分。其他各类选择题的应对方法是半猜半懵;至于中译英部分只能放弃。结果笔试仅得了49分（满分为100）。口试先朗读一篇科技短文（一只飞鸟落在高压线上被烧焦的故事），这是我的拿手戏；在回答考官针对故事情节所提的问题时，我的回答一般；在最后的自由交谈中，因问题较简单，我的表现甚佳。口试总得分为5ˉ，超出我的予期。我以这样的成绩被录取为海大首批唯一的留学预备人员。

口语培训     同年秋，海大首次抽调约20名中青年精英进行出国口语培训。包括后来成为校长的司玉琢、吴兆林，还有袁丽生、孙占山、方竹、唐克璋、贾传荧、袁安存,王立安、史际昌、傅光勇、刘人杰、王燕翼等都是当时的学员，我也跟班学习。老师是吴德茂，他是北外高材生，来校任教已近20年，经验丰富，又有国外工作阅历。他摆脱了应试托福的模式，而专攻口语，教材是当时流行的The Turners。辅导老师有董小英、頋红。吴老师确实把课讲活了：听、说、听写、做文等交差进行，各种句型渐进展开。我以为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这是最好的英文口语启蒙课。课程持续约半年,结业时,我已基本上能说一些最普通的口语了,特别是掌握了许多常用的句型, 获益良多。但听力问题较大,词汇量也甚感匮乏,故而十常闹出笑话,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为提高我们的口语应答能力,校方特地请来一位美籍华裔Rice小姐,和大家自由交谈。Rice 高高的个儿,披肩长发,着装时尚:体恤衫、牛仔裤;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当她得知我即将赴挪威访问时,便和我多说了几句。后来她问:“Will your wife miss you when you go abroad?”我听了之后,不禁大惑不解, 问题出在对‘miss’ 这个词的理解上,我只知该词有“失去” 、“错过” 等意思,莫非她问的是:“当你出国时,你爱人是否会把你给甩了?”或者是:“当你出国时,你妻子是否回失去你?”Rice问出这样的话,也太不礼貌了罢,我想。谈话不欢而散。后来我得知,‘miss ’还有一个解释是“想念”,这样看,Rice 的原话我是根本没听懂,反而错怪人家了。

天津外院学习      1979年春，高教部将北方各校的留学予备生集中于天津外语学院进一步给以口语培训。当时条件极为艰苦：20余人睡一间大教室，夜里上厕所得从三楼跑到地下室；吃饭须排长队，一顿饭最少排20分钟。教学水平无法令人满意，更为遗憾的是，担任我们班主讲的是位中年女教师，她是从俄语转过来的，没听她说上几句像样的英语，故而她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每次上课只是让学员们自己“Say some thing”，就算了事。经过这半年的正规学习，英语水平的长进不是很大。但我也在其它方面得到一些补偿。例如：结交一些英语系大学生朋友，这些年青人口语基础极佳，没事与他们闲聊，不知不觉间就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断地看一些外语电影，听外教讲课等，对听力的提高不无裨益。结业时我得到优秀成绩，无论如何，还是不虚此行。

牛刀小试     1980年10月，我启程赴挪威进行访问研究。在出国的航班上我试着同邻座的老外谈了一会儿，发现完全可以互相交流，心情很高兴。到了挪威工大（NTH）的海洋技术中心（MTS），与导师Engja教授的见面交谈很顺利，旁边一位副教授还夸奖我的英语讲得流畅，这更加提高了我的自信心。但自己心里明白，我在听和说两方面还需大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