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

                         — 1993年8月于清华大学

历史渊源      在前文介绍的“智能控制专家讨论会”的基础上,“第一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于1993在清华召开，大会规模宏大，与会者上千人。在“第一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的准备过程中，开始似乎存在着一个“二次流(secondary Flow”)：笔者在《一次智能控制专家讨论会》一文中曾说起的Z.,要以他本人为核心，以“中国管理科学院”的名义主办该次会议；不知出于何种考量，Z.在“智能控制专家讨论会”过后不久给笔者来函，要求大连海事大学（DMU）做该次会议的承办单位。并让贾负责筹办事宜，Z.当时设想的会议规模较小，预计参会者的学术层次也不太高，似乎以“把会议开成”为目标。

      其实笔者起初并不了解个中的奥秘。以笔者好胜、自负的心态，觉得要在大连、DMU的环境下，筹备这样的会议，还是有可能的，所以答应一试。可是真正动作起来，发现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DMU缺失有声望的智能控制专家“压阵”；大连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从国外参会者的角度看尚不够方便（当时尤甚）；Z.对会议只有极笼统的想法，许多事他都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是在徐州遥控指挥,至于会议筹备的物资、经费、设备,…,Z.全不管,那笔者不是要赤膊上阵，自讨苦吃吗？不是成了Z.的马前卒了吗…。

     思来想去,最后笔者去信给清华卢强院士,谈发生的事及个人感觉。建议应该在清华举办第一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这个建议无疑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得到执行，虽然并没人给我回信—笔者是从后来接到的“第一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Call for Papers”中得知一切的。笔者为有清华出面承办该会，并有这样周到的安排而感到安慰。结果证明，该会取得完满成功，对此笔者觉得高兴。在人生之路上，笔者又有些值得感慨的经历。

清华承办第一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      第一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于1993年8月26-30日在中国北京召开，由清华大学承办。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900篇，录用600篇，其中参加了口头陈述（presentation）或论文张贴(poster)的人有500人。大会主要组织结构如下：

荣誉主席

杨嘉樨
张钟俊

大会主席
谈自忠

大会协主席

陈启宗  戴汝为  高为炳  康长杰  何毓琦

夏天长  胡启恒  梁天培  李衍达  林嘉敏

林清一  罗南康  卢强    陆宝森  Luh, J.Y.S.

潘旅家  饶明    石延平  涂序彦  杨叔子

指导委员会

陈征宇  戴冠忠  杜继中  傅立成  黄琳

黄泰翼  洪箴    李春盛  李杰    梁熊

李清泉  秦化淑  罗仁权  吴永春  于景元

张钹  周其鉴   周发强

国际程序委员会
主席   夏天长
协主席

洪箴   李春盛   李清泉  罗仁权  吴永春

周其鉴

委 员

蔡自兴  陈清泉   陈博现   陈以龙  陈伟基

陈耀斌  周祖康   冯元琨   郭治    黄奇

黄孝平  李景崇   李声沛   李耀通  李祖枢

刘昌焕  刘昌焕   刘宏才   刘永清  刘祥南

罗公亮  彭国雄   彭嘉雄   潘家发  苏士权

孙德敏  孙优贤   曹绍杰   王飞跃  吴宏鑫

吴文腾  吴智铭   徐孝涵   郑元芳  周立峰

员小平

从这份“领导组织结构”看出什么了呢? —典型中国式的“拉一村，别拉一人”的不得罪任何学者的思维模式。凡是在控制界有点名气的，这次都有官儿当。大会副主席搞了20位；程序委员会有36位委员；又独出心裁地设了个18人的“指导委员会”。就连笔者这样的无名之辈，也被“安排” 了 一个组织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这真是打破了国际学术会议的惯例，独具“中国特色”—大家有官做，但这些官儿们都做些什么具体工作，那就难说了—真正做事的恐怕没有官儿当。

开幕式盛况     开幕式在清华主楼的报告厅举行。院士们，主席们，学术权威们…前排就座。笔者一类的，只能自动地远远地坐在后面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更感受到了大师的威严，本人的渺小。

     大会报告：

⑴杨嘉墀,戴汝为，“智能控知在国内的进展”。杨嘉墀,戴汝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⑵Yu-Chi Ho(何毓琦)，“Ordinal Optimization and Simulation of Discrete Event Systems”。何毓琦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笔者记得何报告中唯一的一句话：“优化研究的结果非常符合中国哲理‘满招损，谦受益’的思想。”

会议过程             在Reception Party上，笔者与Prof. Luo(罗仁权,North Carolina State U.)有机会交谈，他知我来自大连，遂问起“鲅鱼圈”的事情，结果我却一无所知，殊为扫兴。Jia任一个自适应控制Session的主席。同一分会上贾欣乐本人论文最先宣讲，论文的题目是“一种复合型的自适应船舶运动控制策略”。

大会出了三大本论文集（Proceedings）《智能控制与智能自动化（Intelligent Control and Intelligent Automation》,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可惜没有书号，缺乏正规性。

笔者接触过的学者      吴启迪（同济大学教授，博导）,曹锦章（苏州大学教授）,李人厚（西安交大教授，博导），尤德昌（西安交大教授），陈辉堂（同济大学教授），涂序彦（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毛剑琴（清华大学教授，博士）汪希时北方交大教授），蒋楚明（七院，昆明705研究所高工），…。

        一次“智能控制专家讨论会”

      上个世纪80～90年代，智能控制（Intelligent control）成为新潮流。大概在1990年前后，智能控制的思想开始在我国流行开来，清华大学建立了“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界也象时尚领域一样，老在那里推陈出新，那些顶尖级的学者乐在其中，推波助澜；而像笔者这样的低端学人，就得疲于奔命，紧张跟进了，否则难免被前进的潮流“甩”下。

海大朱绍庐教授的学术敏感性确实让笔者佩服，当时他的博士生郭晨的论文就选为“智能控制器与锅炉专家控制系统的研究”，1991年郭答辩，笔者有机会见到答辩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孙增圻教授，看了他写的Tutorial paper:“An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ntrol Engineering”,获益匪浅，对智能控制顿感兴趣，算是登堂入室吧。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当时强调的是：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多模态…等控制策略，后来才明确智能控制重点是在神经网络与模糊系统的结合方面（Neurofuzzy Control），目前似乎还是如此；下一步的发展又将如何呢，笔者无法预测—反正不会老是一个调儿。

     约在1992年，清华大学孙增圻教授组织一个“智能控制专家讨论会”，参会者甚众，但该会未采用规范的形式，没有成型的论文，也未出Proceedings。个人即兴发言，随意发挥。其中，笔者记得起来的发表谈话的专家有：华中理工大学周发强研究员；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饶明教授；清华张跋院士；清华卢强院士；哈工大胡恒章教授；东工苏士权教授； 沈阳自动化所杨淮清高工,…。中科院自动化所报告了关于神经网络控制的研究成果；重庆大学李祖枢教授介绍了用多模态策略控制倒立摆的成功经验；大连海事大学参会的是朱绍庐、贾欣乐，郭晨,朱未发言，贾无言可发，两人只有听的份儿。其它活动有：参观清华“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孙增圻教授作为东道主，辛辛苦苦地做讨论会的组织安排工作，累得够呛，虽然并无机会发言，但会议中心人物无疑是他。孙增圻的简历可见﹡﹡,从本文角度,孙较重要的学术角色有: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自动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控制理论与应用》、《机器人》、《系统仿真学报》及《微计算机信息》编委，《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Automation and Systems》编辑，IEEE高级会员。孙可说是声名鹊起，掌握了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大权。

讨论会上有两个人物特别吸引大家的眼球：R.和Z.。先说R.，年纪不大，个儿不高，他国内大学读化工，出国选拔未过关，却自己考入美国某大学读化工硕士，接着又到另一所大学读管理科学博士，从而有了计算科机科学的基础，并在智能控制领域做了较好的工作。他当时的工作单位与职称：Professor, Ph.D.,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Director,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Alberta。R.在此次智能控制专家讨论会上，异常活跃，似乎是专为人际关系而来的。R.“接见”大家时的派头，好像国外首脑来访：大家在室内端坐一圈等候，他步入室内后与各位一一握手，交换名片，如果是有名学者、博导等，就亲切交谈、寒喧，至于一般人物则一带而过。

R.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也独树一帜：未涉及学术问题，却花时间播放加拿大某频道记者对他的报道录音，用于宣传个人。说的几句话却暗示：似乎是中国导弹发射出了故障才请他出山，…。笔者对其此举，颇不以为然。但当时在这位小年轻的周围却拥聚了一批国内的老学者，围前围后的，…，“外国人”总是厉害，总是吃香,对不对？

再说Z.,这位先生有点让人摸不到头脑，年纪不大，却一堆的吓人头衔（依照他的名片）：“国际智能自动化联合会-副主席”、“亚太地区智能自动化联合会-副主席”、“国际智能控制研究中心（美国）-副主席”，…，一共七个之多；当时他的工作单位与职称是：中国管理科学院，智能控制所-研究员。这些衔头和单位，虚胜于实，真假难辩。Z.的发言不谈智能控制的学术问题，却对某些人际、单位际的关系大发议论,似乎有与传统的控制界学术组织分庭抗礼的意味。恐怕不光是笔者本人对此心生疑虑，…。

交谈中，笔者告诉孙增圻教授，笔者原硕士生宋青在英国 Strathclyde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具有指导博士研究生资格，欢迎国内清华等名校毕业的硕士前去应试。并将宋青的通讯地址告诉了孙教授。后者对此信息相当重视（后来孙教授与宋青，清华与南洋理工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联系）。为此，孙教授“奖励”给笔者智能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以为回报，这是笔者个人的狭隘理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 。

该“智能控制专家讨论会”结束时，决定要在1993年召开“全球华人智能控制学术讨论会”，但会议的诸多重要事项如地点等并未最终确定。因此才有了下文“全球华人智能控制与智能自动化”里说的一个故事，请接下去看。

笔者在该次讨论会中遇到的学者还有:哈尔滨工大徐丽娜,她后来送我一本自己编著的《数字控制》,有所帮助；中南工业大学蔡自兴，笔者后来买了他的两本书：《智能控制》，《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http://www.tnlist.org.cn/pages/rengongzhineng_sunzengqi.jsp

＃＃http://www3.ntu.edu.sg/home/eqsong/

Dr.%20Q.htm#_Research_for_Future#_Research_for_Future

                08年重阳节登高

早起听广播，今天是重阳节。突发灵感：何不藉此大好秋光出游？妻立即同意。该日也，天高气爽，云淡风轻，我们决定登大连南山，游大连植物园—已有一年多没去了，趁腿脚还利索，多玩几次。该园远离市区，我们乘24路公交车前往，从起点站“五四广场”上车，保证有座位；坐了约半小时，在“七七路”下车，走到五五路南拐，这就开始沿枫林街步步往上攀爬。待到植物园门口，已是气喘嘘嘘了。在长椅上歇一会儿，喝水，吃点东西。然后再往山顶爬。

该植物园又称南山公园，自打几十年前我们去游玩到现在，好像就没什么大变化。但也不能说一点变化没有，近几年也栽了一些樱花，又将鲁迅的石刻头像也迁到了山顶—仅此而已。里面的几处景点依然如故，品种不少的林木,几间破旧的小房，小小一池浅水湾儿，…，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你说这市政建设的经费为什么不能匀着点花？头些天国庆节期间，女儿从上海回来省亲，大家再游滨海路，那里的建设可说是尽善尽美，但也有点极尽豪华之意了罢？

笔者在此多啰唆几句。几周前，与朋友游大连劳动公园，那也是大连的著名旅游景点了，可转了一大圈却找不到几只椅子，绝大部分游人都坐在石阶、石台上休息，您说这到了天冷的时候该咋办？只有不休息一着呗。这与滨海路的设施，真有天壤之别呀。原因？经济利益驱动呗。可政府办事究竟得全面一些，不能光靠经济杠杆是不是？

归途，先乘708路公交车到“清泥洼桥”站下车，午饭就在胜利广场地下城的“亚惠”吃快餐，免去回家烧午饭的繁琐。选的菜：蛋羹，四喜丸子，蛋炒虾仁，油炸虾，烧茄子，生菜海麻线，外加米饭。两人共用去46元。不多，可也不算少，依我的工资，这样吃法，能维持90多顿呢。在此也有感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看看同时就餐的人，多半是工薪一族，吃得都不错，穿的更不赖，是否都有车、有房？就不得而知了。

回家之后，才开始慢慢品味重阳节的意义，又上网查了些东西。之所以称“重阳”，因为九月九有双九，而九字在阴历属“阳”（由于月亮开始变圆变亮？）。

“重阳节”又是老人节，是老人祈盼长寿的日子，故而要登高望远。推而广之，就要赏菊花，饮美酒，吃肥蟹，此乃人生之巨大享受。这些“项目”中提到的各款，我们虽然没能一次享用，但在近些天都分别实现了，应无遗憾。

关于重阳节的文学描写太多，笔者较喜爱的有：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不是春光，胜似春光。”这是谁的佳句？

·王维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该诗我只能越略背出一、两句，而那句每逢佳节倍思亲，脍炙人口，不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只是这茱萸，大概为盛产于南方各地的權木，北方却不多见，本人也从来未插过。

                     如鱼得水造船系      

      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对过份崇尚“精神决定论”的极左思潮所带来的生产力破坏、知识阶层挨整的后果要做些纠正。于是才有了“陈毅讲话”，讲话对象不光光是那些高级老九，当然也包括一般的脑力劳动者。讲话的核心内容是：“你们都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此氛围下，老九又打起了精神，跃跃欲试地要为国家做些贡献了，岂知更大的风险和危难（文化大革命）还在后头呢。

造船系主任吴秀恒        当时大连海运学院（DMU）造船系系主任是留苏归来不久的吴秀恒(获“副博士”学位,即Ph.D.)，他是一位“业务型”也即是学术型的领导，深知人才对建系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对像笔者这样具有“白专道路” 倾向的人也倍加欣赏：喜得良将而用之。笔者呢，也深知这种信任来之不易，加紧努力工作：喜得明主而事之，“士为知己者死”嘛。

小助教甘当重任      造船系当时的教师都比较年轻，讲师级的已经算是元老了，根本没有教授、副教授。但大部分人学历都挺棒：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大连工学院、大连海运学院毕业的本科生与清华大学毕业的4位研究生。吴秀恒明智地就地取才，充分调动了这批年轻有为的教师的积极性，除任命笔者为流体力学教研室主任外，还任命同样是助教的李希生为船舶结构力学教研室主任、刘应群为副主任,其它几个教研室主任为：蒋维清（讲师）—船舶原理教研室主任，席龙飞（讲师）—船舶设计教研室主任，侯国枢（讲师）—造船工艺教研室主任。那时的DMU造船系可说是一群小鬼、中鬼当家，系里个个生龙活虎，学术气氛浓厚热烈。

笔者当时的工作不外乎组织教学、实验室建设、开展读书报告活动等。尤其是读书报告活动，我们教研室办得有声有色，楞是在1962～1963期间将Лойцянский—《Механика Жидкости и Газа》（1957）这本书给“啃”完了，笔者在清华工程力学研究班所学的知识算是有了用武之地。这本《流体力学（液体与气体力学）》引用了相当高深、复杂的数学工具来处理任意形状物体在理想流体（考虑了可压缩性）中作任意运动时所产生的力与力矩的计算问题。选定此书，大家轮流主讲，全室人静听，然后进行讨论。笔者从中受益菲浅是一方面，同时还发现了多处印刷错误甚至作者的笔误。周光庭院长对此事相当重视，认为是提高师资水平的一个可行的活动方式，并让我写成文章加以总结。文章是写出来了，但不久院系调整，造船系在DMU消失了，这件事便再也无人问津了。然而“一本书主义”在我的心中已扎下了根，陪伴了我的一生。遗憾的是这几年还没来得及写出几篇像样的论文。

      尽管那时我的工作相当一般，可还是受到领导的肯定，1963年获DMU全校先进工作者称号，这是我此生的第一件殊荣，不会忘记。

迁系       1963年DMU造船系整个儿迁往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原流体力学教研室留在DMU的有：刘惠芝，高万功，朱建良，加上笔者一共4个人，人称“三个清华，两个交大”，即所谓的“精英”,被并入热工教研室，DMU的流体力学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我的好日子结束了。下面这张泛黄的全系合影，不时地引起我心中的惆怅。

        前排右起（面向图片看）第三人为笔者，第六人为吴秀恒主任，第五人为王汝臣书记